我們相識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天。那時的中國,一切都發(fā)生著令人難以預料和不可思議的變化,惟獨人類的聲音——信任、友愛、希望似乎猝然中斷了。我相信,許許多多的人都不會忘記,在那陽光照不到的歲月里,我們這一代人是多么孤獨!那時候,我常常徘徊在地壇公園,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清晨和傍晚的時光。
也許因為他坐在輪椅上,我認定殘疾人絕不會是時代的寵兒;也許因為我總是夾著舊報
紙包著的外國名著,而他總捧著厚厚的英文字典;也許因為他有著吸引姑娘們的寬肩膀、黑皮膚和厚嘴唇……總之,時間長了,沒有第三者介紹,我們認識了。除了明擺著的一雙殘廢的腿和他自己所說與白卷英雄張鐵生一樣的名字以外,他對我完全是陌生人。然而,一種神差鬼使般的直覺使我自信:他是個好人。盡管這種自信不僅是荒唐的而且是危險的。我向他傳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講了許多在那個年代來說要殺頭、要坐牢的話。他聽,也談,然后嚇唬我說:“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嗎?不怕我告發(fā)你?”我也嚇唬他:“這里沒證人,如果你告發(fā),我就全推到你頭上。”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只能用手握得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著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才是可能的。那年我二十歲,二十歲的女孩兒,有著怎樣一種尋覓知己、傾吐心聲的渴望!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半年以后,受朋友牽連我身陷囹圄,我們的交往被迫中斷了兩年。
一九七七年初,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又一次敲響了他的房門。還是那張鐵床,還是那盞臺燈,還是那真而純的目光,但是,從他臉上的表情,我清晰地感覺到了時間給我?guī)砹嗽鯓拥淖兓?。他不相信生病住院的解釋是我突然失蹤的理由,許多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都發(fā)生了,人們已經習慣于接受現實。
從那以后,我們的交往多起來。我知道他放棄了英文,開始寫作。我想,他之所以選擇寫作,并非因為這條道路更加輕松,而是由于命運的坎坷使他備感人生的憂郁和孤獨。人在快樂的時候,往往愿意同別人接近,同親人們以至路人分享自己的快樂。人在憂傷的時候,也需要與人交流,只不過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陌生的耳朵是無法懂得憂傷者的語言的。正因如此,他的作品總帶有一絲傷感的情調。這種傷感,不是那種使人落淚的傷感,而是令人無可逃避、無可奈何的傷感。一九七九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的刊物發(fā)表了他的短篇小說《愛情的命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印成鉛字。過了沒多久,他寫了又一個短篇《兄弟》。當時,我和一些朋友正在編輯文學刊物《今天》,他看了以后很感興趣,也很欽佩那些在《今天》上發(fā)表作品的作者,我準備把《兄弟》拿到《今天》去發(fā)表時,他似乎并不那么自信,結果卻受到了極高的評價。很快《花城》便轉載,并引起了極大的注意。他創(chuàng)作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沒有太陽的角落》最初也發(fā)表在《今天》,《青年文學》雜志轉載時,將題目改為《就是這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