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看見馮新民的名字是在《江蘇文藝》（《雨花》前身）上。當(dāng)時讀到的是一首詩，題目已經(jīng)不記得了，大意是他在晚霞中收工了，坐在田埂上歇息，抬頭看到眼前的景象，就覺得自己被豐收灌醉了。
因我的堂哥也叫馮新民，我們生活在一個院子里，回家自然就細(xì)心觀察起堂哥的言行來，疑惑這首詩是堂哥寫的。幾天下來，發(fā)現(xiàn)“被豐收灌醉了”的馮新民不是我家的馮新民。從那以后，我就開始注意這個被豐收灌醉的詩人和他的新作了。
直到1990年，在參加省作協(xié)召開的一個工作會議上，我才第一次見到詩人馮新民：一絲不亂的大背頭，一張好像撞過沒干透的水泥墻的臉，由于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我始終看不清他的雙眼；當(dāng)然，更少不了從不離手的香煙，一件有著煙洞的西裝?？傊趺纯丛趺错樠?，怎么聊怎么投緣，也就很自然地稱呼他“新民大哥”。
之后的20多年，每年都能遭遇三兩回，只要是參會或采風(fēng)，基本上都是我倆同室。不管誰先報到，會務(wù)組會問，你跟誰一個房間？馮新民會答：馮光輝。馮光輝會答：不要他。如果我先拿到房卡，就會問一句，是不是跟馮新民一個房間？
后來發(fā)現(xiàn)，在不是豐收的季節(jié)里，馮新民也常被灌醉。被朋友灌醉，被詩歌灌醉，被風(fēng)花雪月灌醉，被自己灌醉。從認(rèn)識他開始，他就在白酒瓶子跟前搖搖晃晃，口若懸河。膨脹的舌頭像裝在豁齒的齒輪上，話還沒有說，舌頭已出口；或者話已經(jīng)說完，舌頭還沒有收回。舌頭在伸縮之間，不時妙句迭出：“我醉倒于精裝的唐朝之上”“聊齋灌醉了男人”“注酒的杯子正憤怒盯著/一雙伸向它的手”“你就把一大堆吵吵鬧鬧的詩句/隨便加點作料/扔給我們下酒”……凡此種種，都少不掉酒。
生活中的馮新民，卻是另外一個樣子。雖然目光總是在厚厚的鏡片后面含混不清，我仍能清晰感覺到，他的內(nèi)心有對生活的無限熱愛，也有夜幕降臨后的孤單。心氣越高的人越是孤單，馮新民即是如此。
每次省作協(xié)理事會上，他從不說自己的創(chuàng)作成績，只說南通的青年作家們，一說就說到他退休。像朱一卉、李新勇、馬國福、李曉琴、錢雪冰、儲成劍等等名字，我都是在他的發(fā)言中聽到的。
有次我與散文詩大家耿林莽先生通電話，說到馮新民時，耿老就說，新民離不開詩酒，你叫他愛護(hù)身體。
十多年前的一個夏夜，我已入睡。電話鈴聲把我驚醒：喂，你是馮光輝嗎？請你到派出所來一趟。
迷迷糊糊中，我穿好衣服，騎上自行車，穿過市區(qū)匆匆趕到派出所。那段時間，我正為常州市公安局做幾樁事情。自然以為是他們找我。
站在派出所門口，我說，民警我到了。
值班民警一頭霧水，看看我，又看看墻上的鐘：我沒有叫你?。课艺f是你打我的手機(jī)的啊。值班民警說，今晚我們沒有情況，我怎么打你手機(jī)？你回個電話過去，看看誰打的。
我回?fù)苓^去，一問是南通的一個派出所。對方民警說，剛才幾個路人抬來一個喝得爛醉如泥的人，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件，此人躺在馬路邊的綠化帶下，口袋里只有一個手機(jī)，我看到手機(jī)上在五六個小時前給你打過電話。
南通？喝醉酒的人？難道是新民大哥？
我問，是不是大背頭？南通民警也很幽默，說，如果人不醉的話是大背頭。我問，是不是戴著一副深度眼鏡？民警說，不能戴了，一個腳沒有了。我問，是不是臉的皮膚黑黑的？民警呵呵一樂，抬進(jìn)來的時候是白的。
是馮新民無疑。
我告知他們醉酒人的身份，這時就聽到民警在電話里在說，你們抬進(jìn)來的是南通李白，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我立即打電話給嫂子，誰知嫂子到上海的孩子那里去了。于是我告知民警，請在他的手機(jī)里翻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姓馮的。過了一會，民警說，聯(lián)系上了，是他弟弟接的電話，馬上來接走。
那晚我回到宿舍，想起新民大哥這些年里一次次的醉酒，想起早年他那首被豐收灌醉的詩，才發(fā)現(xiàn)，豈止是豐收灌醉了他，生活在他，本身就是一場酣暢淋漓的宿醉。醉酒伴隨詩歌一起，早已成為他的存在方式，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作為詩人，他需要這份醉倒的姿態(tài)。醉臥之地，便是詩神站立之處。
新民大哥，醉吧，我不告訴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