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江蘇作協(xié)時,年歲已然不輕,也便無所顧忌地依循機關里彼此稱謂的習慣,同事之間無論老少與職務,不喊“老某”,便喊“小某”。唯獨于章品鎮(zhèn)先生,當面背后必稱章老。按說他當時在職,年齒不數(shù)最大,職級不算很高,聲望和位置以及過往相交上並無什么突出和特別的地方,何以于他習慣似地一定要把“老章”兩個字顛倒過來,應該有些跟世俗相關的心理因素使然,卻也不能條分縷析地盡然說得明白?!?/p>
無論是從“追隨革命”還是從“追求學問”來說,章老都可謂資深者。如早年在敵占區(qū)參與對敵策反,在政治交通工作中負責一方諸多交通站的建立。如早年進外國語專門學校專修俄語,對十九世紀俄羅斯文藝發(fā)生很大興趣;在無錫國專以一篇《論桐城派陽湖派的異同》的命題作文大得師生激賞而小有名氣,文字間的褒揚陽湖而貶抑桐城,其中雖不免書生意氣,也分明透露了一個青年人對于“自立”、“世用”的崇尚。一如在其讀書生涯中,從極為感動于《黑頭魂》(《湯姆叔叔的小屋》),到深有領悟于《資本論》,注定了他對人性和人生的關注,也注定了他不能自安于書齋而隔膜于世事的具體和社會的變革。
堪稱知識分子者,這種雙重的追求原本是必然的品格,只是維艱的世事使其跟大多數(shù)人一樣,每受掣肘而多所失落。加之章老是一位透明而心直口快的人,有時見解穩(wěn)定得不無“偏執(zhí)”,處事頂真到難于“通融”,好惡褒貶間無所“遮攔”,形格勢禁下不憚“受命”,難免多所擔當也多生無奈,過于要好而每不“討好”,傾心求全而終難遂愿。前些年,曾幾度與之長談竟日,最為深切的感受便是:這位博學廣聞、飽經(jīng)世事的老人,結識的政要、文豪都在不同程度上“功成名就”,他自己的精力和生命更多地投入于、耗損于那些正常與非正常的文學和非文學的工作了。
我想說的是,章老作為一位資深作家,原本可以留下更多的作品。他自幼博覽廣思,且十三歲那年便開始有作品公開發(fā)表。到了抗戰(zhàn)期間,更成為一家報紙的副刊《詩歌線》的主要作者之一。這個副刊實際上差不多成為地下黨一個文藝陣地。章老當年用了不少筆名發(fā)表的批量詩作,很為“現(xiàn)代”,讀起來不太容易一目了然,除了個人風格與審美取向使然,也許還有“地下”這層因由。前幾年熱心人把當年那副刊的作品集印出版,有機會細細品味過,以為章老以及彼時常常同期發(fā)表的卞之琳、沙白、耿林莽等先生之作,很能體現(xiàn)出藝術的前衛(wèi)性、思想的前鋒性,非時下某些徒以形式標榜的“現(xiàn)代”可比。只是戰(zhàn)爭年代的顛沛流離,章老后來擱筆多年,解放后則在出版社、雜志社長期主持筆政,又到作協(xié)黨組任職,主管機關期刊,窮年忙于工作,調解矛盾,所寫不多也一直無意出書。淡于名利的章老談起來無怨無悔,不在乎“為人作嫁”者並沒有幾件自己的“嫁衣”。
直到上世紀80年代起,早經(jīng)離休了,用他的話來說,“工作不那么具體了”,“紛如雨點的聲音敲打著我的記憶”,當記憶中“有人竟呼號著要破我心防奔騰而出了”,才終于有了一些“伴隨著悲傷與悵惘”的記錄,積累到90年代初,有了本記人的《花木叢中人常在》問世,為十五位去世的文壇精英留下不為人知的記載和不刊之論的評介。人事代謝中的感舊之哀,或凝為一泓情愛,或拓出時空滄桑,字挾風霜的記敘屢屢令我怦然心動而中心搖搖,再三再四地掩卷深味。我在《文藝報》發(fā)表一篇書后那陣,鑒于其腹笥之深、文字之美,鑒于其功底和識見,特別是有鑒于一些未必會進入史冊的文事、文士的追憶,無異于歷史的“打撈”與“拾遺”。議論之余,禁不住越出事權,以續(xù)譜新篇、形成書系奉勸于他並有所期待。等到新世紀過去數(shù)年,終于等到贈來一本薄薄的《自己的嫁衣》,耐讀耐品卻也不足以反映其積累與才情于萬一。
近十年來,章老腿腳已大為不便,平日多數(shù)時間臥床,住病房的日子愈見頻仍。只是思路卻一直清敏,寫作的愿望屢有萌動,那年住院期間還托人帶來病床上寫就的一篇卞之琳的詩歌論,要我提提修改意見。那大幾千的文稿多有令我擊節(jié)處,那分明可以見出書寫不甚便捷的文字,更讓我內(nèi)心感動莫名。
在江蘇文藝界,若有稱得“活字典”的二、三子,該首推章老。每次探望,聽他如數(shù)家珍地談論掌故、梳理文壇沿革,無所諱忌地臧否人物、評說過往事件,都不失啟智開塞的受益。我曾在人前慨嘆過“章老如礦,一肚子的人和事”,文界諸公皆深表認同。其實,就世界態(tài)度而言,還不妨借用朝云對東坡先生的理喻,章老也可謂“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呢。也許跟生性坦直而歷經(jīng)過多的委曲有關,章老對共過事的同輩既不失寬和更不無苛嚴。私下毎以其知人論世間未免求之過高、態(tài)度過激,同時也深有感觸,若要了解“真相”和“實情”,與他傾談,大體能得貼近本真的領悟。
在我的印象中,章老于人、于文眼界頗高,而對于后輩新進,卻滿腔熱忱而不辭辛勞地多所關顧扶掖。早年主持《雨花》期間,他就為改變刊物作者多“老人”、“老面孔”的局面,在刊物上特設《雨催花發(fā)》的固定欄目,專事發(fā)表新人新作特別是處女作,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了一批批新人,開了《雨花》“重新人”這一傳統(tǒng)的先河。新時期前后,為年輕時即罹難的作者“復出”,他更是殫精竭慮、不遺余力,為其作品得以發(fā)表謀劃奔走。
有件事關涉自己而至今難忘。彼時,我剛從小城調到省作協(xié)。那時離退休年限不嚴格,章老是早已“超齡”的黨組成員。我生性慵懶,且“不愿接近”或者說“不愿打擾”領導,跟章老同樣接觸極少。不料忽一日章老找我說,某人(一位資深、早年頂撞過其任職地蘇聯(lián)駐軍司令而有名的領導人)關心到你,有見面聊聊的意思,我?guī)闳グ萃幌掳?。原來這位領導離休后關心“理論”,在《人民日報》看到我兩篇其實很為稚氣的文章,跟章老說到該培養(yǎng)一類的話。至今不知章老何以就當回事,並認真約定了那個禮拜日的某府之行,可以估摸到的無非是他自己對“培養(yǎng)”人的看重了。領導的住宅格局以及閑聊了什么已然淡忘,記得很清的是那天章老早早地在一個公共汽車站等候、和我一起登上公共汽車前往、后來又一起登上公共汽車回來的如在目前的情景。這件小事與我的人生道路略無關涉,然而,至今每登上公共汽車,冷不丁便會想起當年年事已高的章老,不辭辛勞與我在車上一路站立的情景,並由此“抽象”出“人在旅途”的生命題義,江湖的一度遇逢,常常十分偶然並無干“機遇”,不過你如果曾感受過幾分熱忱、幾分關愛,也就會在心中留下久久難忘的一份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