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重返先鋒，文學與記憶

　　大家好。非常抱歉，我覺得十分緊張，今天的題目有關(guān)先鋒、文學、記憶，這三個關(guān)鍵詞在一起還真不好說。所以我想把它們分開來闡述。我一直認為自己有兩個致命的缺陷，第一個缺陷是不夠深刻，第二個缺陷恰好是我不夠淺薄。這一對矛盾導致我在許多場合發(fā)言的困境，比如像現(xiàn)在這樣的場合我就會遇到很大的障礙，所以我更信任我的文字而非言語。作家畢竟和教授是兩個行當，同學們在北大可能聽慣了非常具有邏輯性和整合性的知識體系的傳授方式，我在這里恐怕無法提供。所以我設想我的講話可能是一個散文式的，既然是散文式，就可以比較散漫，不一定只有單一的中心。

　　首先，對于這樣一個演講的題目，我想先從最后一個關(guān)鍵詞——“記憶”說起。

　　我個人覺得，一個作家，最重要的財富就是他的記憶百寶箱。同為作家，無論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多么不同，每個人在寫作生涯中的武器卻是相仿的，那就是他們珍藏著各色珍寶的記憶百寶箱。當我現(xiàn)在需要寫些創(chuàng)作之外的文字時，就會經(jīng)常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有的時候恍若隔世，有的時候卻又那么清晰。說到記憶，大家可能知道，從記憶學上說，包括一個嬰兒從來到世界開始后看到的一切，但醫(yī)學上認為，嬰兒第一次睜開眼睛什么也看不見，并不是說他失明，而是他沒有視野，他的眼睛對光的調(diào)節(jié)無法完成，所以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我們?nèi)松械牡谝挥洃洷囟ㄊ菚G失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很多作家、文學工作者、藝術(shù)工作者，他們許多許多的努力，其實就是在復原或者發(fā)現(xiàn)他真正的第一記憶。我生于1963年1月，那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而“文革”尚未到來。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記憶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帶有時代烙印的記憶，這個記憶是一顆子彈。那年我大概三歲，我有非常清楚的印象，那是冬天的時候，我在半夢半醒之間突然被母親從床上抱起來，她摸著黑跌跌撞撞地抱我到靠街的外婆的房間里睡覺。我們家對面是一個大水泥廠，我們家后窗就對著水泥廠的第一個水泥窯，那個水泥窯非常高，兩個渾圓的水泥柱體頂著一個房子一樣的東西。那年武斗的時候上夜班的水泥廠工人不知道怎么就打起來了，其中一派的工人爬到最高的水泥塔上的房子里面，占據(jù)了窗戶向外面亂射一氣，有一顆子彈打在我們家后門的門板上，這是非常嚇人的，也是我母親深更半夜把我抱起來從一個房間轉(zhuǎn)移到另一個相對安全的房間的原因。我家后門面向水泥窯的那一側(cè)一直留下一個彈洞的，帶有燒焦的痕跡。也許這個記憶是被修復過的，但這顆子彈的情節(jié)卻一定真實發(fā)生過。這就是我對社會和人生充滿暗示和文學意味的第一記憶。

　　其次，我想講講第二個關(guān)鍵詞“文學”。

　　文學與記憶的關(guān)系，簡單地說正如上面舉的我自己的例子所反映的，一個作家終其一生都在他的記憶百寶箱里梳理，形成各種各樣的文字。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可以再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一直相信托爾斯泰的話：一個作家的寫作，最終要回到他的童年。所以我的許多演講和文章，都習慣從童年開始說起。我的童年時代算不上一個文學時代，而是一個動亂年代，很多年后我還經(jīng)常會被問起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在我的作品里經(jīng)常會發(fā)現(xiàn)暴力的痕跡。我現(xiàn)在的很多著作都涉及到暴力，其實我也經(jīng)常會問自己，我寫的東西是暴力么？或者說暴力在我的作品中是有意識的渲染還是無意識的流露？它到底在說明我的創(chuàng)作中的哪一種傾向？我自己反復分析，依然認為自己非常問心無愧。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小學時的一個老師，在整個學校中學歷、教養(yǎng)、知識等各方面都算是最好的，他是教高年級的，我當時還在低年級，所以他沒給我上過課。但我總是覺得這個老師有一種威嚴的感覺。但是我記得我上一二年級的時候看到過這個老師，他的臉青紫著，原來是被高年級的同學拉了幾個桌子椅子搭了一座山，請老師上山。他們給這個起名叫“蠶寶寶上山”，他們逼著老師登上這座山，最后有幾個同學從下面把椅子一抽，老師就掉下來磕到地上，所以他的臉很長時間都是青紫色的。這樣的記憶是難以磨滅的。問題在于，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在這個時代已經(jīng)漸漸遠去的時候，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去記錄這種穿越任何階層，在社會中依稀可見的暴力。我的想法是，從不寫一個以暴力為主題的小說，但是在所有的小說當中，當我要真切地捕捉那個時代的血腥味的時候，也從來不回避這樣的事情。不回避也不夸大，這就是我的態(tài)度。

　　然而，關(guān)于暴力的記憶絕非我記憶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讓我銘心刻骨的記憶，其實還是和個人生活有關(guān)的東西。

　　作為一個寫作者，寫了這么長時間，自己寫作的足跡很多時候是淹沒了，但是我總是記得我是從哪里出發(fā)，從哪里開始。大家都說，文學的事業(yè)就是幻想的事業(yè)，我經(jīng)?；厮?，我是什么時候開始幻想的。我在很多場合談起過童年的疾病。我在9歲那年得了腎炎，腎炎其實是不稀罕的，但很不幸，它引發(fā)了另一種血液病。因此小病變大病，我們家的生活也被搞得一塌糊涂。得了病就要看病，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去看兩個老中醫(yī)，現(xiàn)在想起來真是幸運，一個孩子居然可以看到可以說是世寶級的兒童醫(yī)院的兩個專家。我父親用自行車馱著我，從我們家往市中心的醫(yī)院走。我的同學背著書包從另外一個方向去上學，我經(jīng)常與他們擦肩而過。疾病使我有一種犯罪感，讓我覺得我的生活非常不幸。疾病也使我孤獨和自卑，因為我們家是很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和大姐要上班，兩個哥哥都要上學，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孩子生了這樣的病不能出去，就只能一個人在家。我9歲開始給自己熬藥，而且用的是煤爐。同時，一種非常深刻的被拋棄的感覺始終伴隨著我，我有一篇隨筆專門寫到過這段生活。在這樣孤寂的生活當中，我找到了我的第一個朋友，當然并不是文學，而是文字。我曾多次說起過我小的時候?qū)ふ椅淖值幕恼Q的過程。那個時代，我父親是有文化的，他最愛看的是古典小說，他的書都是50年代人文社版的繁體字版本，我當然沒法看，因為我只有9歲。當時我上三年級，認識很多字了，非常自然的，我去尋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第一，文字在墻上，因為很潮濕，母親就用報紙貼在墻上，我蹲在墻根借著河水的反光去看那些字，唯一能記住的報紙也留下了那個時代所特有的痕跡，因為那個報紙的名字叫《蘇州工農(nóng)報》。我覺得我對文字的強烈興趣最初起源于這樣一個找朋友的過程。因為我實在沒有朋友，腦子里的各種胡思亂想必須要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寄托。當時我一個人孤獨地躺在家里，一家人都覺得有義務去尋找一些讓我可以打發(fā)時光的東西，我姐姐當時已經(jīng)上中學了，她在學校里一個女中學生組成的秘密閱讀圈子里面幫我弄來了一堆被沒收的書，很多沒有封面，我一直記得其中有讓我面紅耳熱的關(guān)于親吻的性描寫，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師大，有機會去圖書館借了《復活》，才發(fā)現(xiàn)自己在9歲那年就已經(jīng)看過了。于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在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下，我開始受到文學的最初的熏陶。這個時候我覺得是家庭給了我溫暖，我母親的文化程度非常低，完全不知道文學，只會寫一些最簡單的字，有時她會到廠里的閱覽室給我借書。她辦了一個借書卡，可以到廠里的閱覽室拿各種各樣的書回來給我看。我最初的文學吸收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發(fā)生的。這樣的背景當然不能奠定我文學的基礎(chǔ)。我覺得我對文學真正的熱烈記憶是發(fā)生在80年代上了大學以后，我80-84年在北師大中文系。那時我第一次來北大是來看云南女作家張曼菱，她是77級的，當時還在校。為什么我愿意來看和她有關(guān)的事情呢？因為她當時已經(jīng)是一個小有名氣的大學生作家了，發(fā)表過很多的作品。那時她有一些關(guān)于云南知青的小說很有名，寫得不錯。恰好那天她在北大競選，競選非常西方化，那也是我們第一次聽說競選。競選倒不奇怪，我感興趣的是競選演說，我和我的兩個同學特意從北師大借了自行車趕來聽她的競選演說。結(jié)果也沒找到，最后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這是我大學時代和文學、和北大有關(guān)的一個花絮。但是現(xiàn)在想起來，那個時代真是文學的夢幻般的黃金時代，甚至想起來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因為那個時代，即便像北師大這樣比較敦厚的學校，每個班也大概有四十個以上的人都在寫詩。我也是這樣開始真正的寫作實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跟風的、群體性的文學行為。這樣的一個時代，作家有的時候也像星星一樣，突然就冒出來了，突然就銷聲匿跡了。我的同學當中有一個女同學很有才華，當時在《人民日報》的副刊上發(fā)表了散文，我們都非常羨慕，都希望趕超。后來又有一個同學，在《丑小鴨》雜志上發(fā)了一篇小說，這個雜志是專門給大學生發(fā)表作品的，當時影響很大。在這種非常具體的看不見的競爭中，我的寫作越來越勤奮甚至有些固執(zhí)。我一直覺得我的文學之路的前面幾步非常倉促、非常踉踉蹌蹌，并不是懷有遠大的理想，而是要去追趕身邊的同學。我的心態(tài)是，“你們發(fā)了我為什么不能發(fā)？”這樣一種非常世俗的想法，其實和我們后面漸漸意識到的寫作的意義是不相干的。我也不否認，我的文學經(jīng)歷的開始就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文學青年的作為。它其實是追逐文字變成鉛字瞬間的激動和虛榮。事實上我那時從來沒有考慮過：今后幾十年我還會不會寫作；如果繼續(xù)寫作，那文學對我真正又意味著什么。

　　在我的大學時代，有過很多令人感動的回憶，也有不少遺憾。因為我在整個80級的學生中年齡比較小，有很多同學比我大3歲，班上的老大哥老大姐們在24歲左右，很多當過幾年工人或者公務員，在這個人群里，我從來沒有找到過自己的位置。在集體生活當中，我總有在某種意義上逃逸的潛意識。剛?cè)胄５臅r候，他們還讓我當學習委員。第二年的時候輪換，好幾十個小干部就把我換掉了，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我不太熱心于集體事務，整天像夢游似的。其實那個時候我正在搞文學，所以經(jīng)常是這樣的狀態(tài)。我對文學很固執(zhí)，我只上我喜歡的課，更多的時間我在做兩件事情，一個是創(chuàng)作，一個是打球。我一直很愛面子，非常怕被同學們看到自己總在寫作卻總也發(fā)表不了，所以我從不在中文系的辦公室寫。一開始我會跑到很遠的地理系，但后來發(fā)現(xiàn)那里有兩三個人也是中文系的。最后我只好跑到體育系了，就這樣，我在大學里寫了很多習作。我的文學事業(yè)最初真的有點像地下工作，因為那時周圍很多同學很強，我的文章能夠發(fā)表就像一個有些遙不可及的夢想。我天性有些孤僻，又特別愛面子，老是被退稿就覺得自己快要崩潰了。但是我從來沒有丟失過信念，我一直對自己說：我還要寫。這樣的情況持續(xù)到了1983年，那年，我的小說和詩歌處女作都得到了發(fā)表。(蘇童北大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