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不同文化空間得以敞開，人口流動日?；?，地域文化對于文學空間的建構(gòu)能力不斷削弱，對基于行政區(qū)劃的省域文學空間如何成為一個有著共同文學精神和審美可能的共同體，幾乎每個省份都作為一個文化和文學議題被提出來。江蘇各大城市和北京、上海，甚至廣州和杭州相比，文化及其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并不具備天然的優(yōu)勢。而且北京和上海占據(jù)的文學資源優(yōu)勢也容易造成年輕作家的聚集。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以來，在江蘇出生的葛亮、徐則臣、趙志明、童末、凌嵐、倪湛舸、何襪皮、朱宜、秦三澍、琪官、重木等，現(xiàn)在都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以及美國、日本等地定居、生活和工作。當然，我們不能僅僅只看到輸出的一端，近幾年引進或者在江蘇落戶的年輕作家也不少，比如孫頻、大頭馬、向迅和李云等。
更重要的是，應該意識到我們談論的“江蘇文學”不單單是地域文化造成的。事實也是這樣，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南京在中國文學的地位和北京、上海是可以并肩而立的。這個文學時代形成，和南京的高校、期刊、書店、咖啡館等新城市空間的文學氣質(zhì)密切相關(guān)。和不同地域文化發(fā)育出來的江蘇文學傳統(tǒng)相比，這是江蘇文學新傳統(tǒng)。這個新傳統(tǒng)是和那個文學時代“在江蘇”的寫作者共同造就的，他們有的就是在南京的大學念書，哪怕后來離開江蘇，他們都是江蘇文學傳統(tǒng)的締造者。當然，未來江蘇文學的可能性首先是吸納多少青年寫作者“在江蘇”現(xiàn)實的文學活動和寫作。這種“在江蘇”當然不是指簡單的落戶江蘇。簡單的落戶江蘇有可能造成的結(jié)果是人和“戶”的分離，而人和“戶”的分離是不可能形成認同意義上文學精神共同體的“江蘇文學”。
從文學代際和審美譜系的角度觀察江蘇青年作家的寫作，青年性即先鋒性的文體實驗，是江蘇青年寫作從80年代蘇童、葉兆言到90年代韓東、朱文、魯羊等“他們作家群”不斷累積著文學探索的激情而成的江蘇文學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在新世紀被魯敏、曹寇、黃孝陽、李檣、育邦、趙志明、李黎等更年輕的一代作家接續(xù)和再造。這中間，曹寇的文體實驗尤其值得重視。2020年，曹寇在《第一財經(jīng)》線上雜志YiMagazine開設(shè)“小小說”專欄，依然是從生活細微褶皺窺探現(xiàn)代生活異象，“曹寇式”的冷峻疏離在當代青年寫作中有一種個人文學風格學的意義。青年作家大頭馬從一開始就以文本實驗性作為標識，2020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九故事》則提供了小說文體實驗和當下隱秘生活對接，并被普通讀者接受的可能性。
先鋒文學到90年代被征用來處理新興的都市生活。20世紀末，和上海、北京、廣州等都市青年作家群體一道，南京的韓東、朱文、吳晨駿、趙剛、顧前等以對城市無聊的邊緣人和亞文化群體的發(fā)現(xiàn)參與到“都市書寫”中。其后，李檣、曹寇和林苑中等將其發(fā)揚光大。余風所及，更年輕的從事藝術(shù)的楊莎妮和這些寫作者有交往，寫作亦受到影響，她持續(xù)關(guān)注青年文藝生活，《大象往右》《迷霧酒吧》《彈鋼琴的人》等寫小眾樂隊、酒吧交際、網(wǎng)絡(luò)社交等，讓我們連綴起自80年代劉索拉以來文藝和城市青年精神生活關(guān)系的文學母題線索。
日常敘事寄予悠遠的想象，幽微的細節(jié)勘探時代的動向是江蘇，當然這里的江蘇也可以置換成江南的文風和調(diào)性。這兩年像龐羽的小說集《白貓一閃》《野豬先生》，翟之悅的《離線》，秦汝璧的《思南》《今天》等都以絮語行文把握思想流動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青年日常生活。和庸常日常對位存在的是“生活在別處”，湯成難的《飛天》《去珠峰看雪》等在俗世生存之外想象一個難以抵達的精神異地，比如神性氣息的西藏、珠峰，或者虛構(gòu)的烏托邦。和這些小說刻意的精神異地不同，《月光寶盒》是關(guān)于童年的失落、成長的犧牲以及傳統(tǒng)的消逝，顯示了湯成難小說寫作的另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小說審美上體現(xiàn)的節(jié)制的抒情為年輕批評家方巖等所推崇。
其實，“生活在別處”還可以是以“我”觀他者生活，孫頻《貓將軍》在“我”的限知視野內(nèi)窺探著老劉生活的隱秘角落，賦予“在縣城”的日常以懸疑、神秘的張力?；蛘?，別處和異地可能就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就像朱婧的短篇小說集《譬若檐滴》以及新作《光照進來的地方》《葛西》等對親密關(guān)系難以擺脫的因循慣性和惰性的體察恰恰是其小說閃光之處，《先生，先生》則溢出她寫作熟稔的親密關(guān)系和家庭生活寫舊學人、舊時光和舊生活，是站在我們時代向消逝的過往遙致敬意。當下青年寫作有追求戲劇化和奇觀化的敘事風尚，而朱婧小說的敘事也貌似是舊的、慢的，但其不斷縮小敘事單元反而為窺看世界和人性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顯微鏡，小說以“顯微”見復雜和豐富。一定意義上，這種“顯微鏡”式看取生活的方式是朱婧的，也是大多數(shù)江蘇年輕作家的。但也不盡如此，講傳承講譜系有時可能都是權(quán)宜之計。隨便舉幾個例子，像宋世明《大橋照相館》《如夢之夢》的擬童話結(jié)構(gòu)，李黎的小說集《水滸群星閃耀時》以及重木的《近黃昏》打撈晚清民初那些被新舊鼎革淘盡的傳統(tǒng)士人的心靈史，等等，這些好像都無法用上述“江蘇文學”去簡單框定，這種無法框定甚至體現(xiàn)在同一個作家的不同文本，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江蘇青年寫作的豐富性或者每個寫作個體的正在生長。
在中國當下文學格局中，和他們的前輩一樣，江蘇年輕一代寫作者似乎也多專注短篇小說的藝術(shù)探險，但有兩個例外，都是從外地到江蘇的作家，一個是孫頻的中篇小說，一個是房偉的長篇小說。房偉在中短篇小說寫作多有出色表現(xiàn)，而他的《血色莫扎特》等長篇小說某種程度上微調(diào)了江蘇青年作家對短篇小說的過于著力。這也提醒江蘇青年作家注意到他們能不能在短篇小說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可以像前輩的絕大多數(shù)作家那樣，在長篇小說有重要突破？一定意義上，這也關(guān)乎到江蘇文學在未來中國文學的位置。孫頻的小說幾乎都關(guān)涉記憶和遺忘，傷痕和痛感以及對這些的反思和追責。孫頻是一個“抒情性”的小說家，這用來說她早期的小說也許成立，那是她內(nèi)心淤積的傾訴期，甚至是宣泄期，她需要泥沙俱下地噴發(fā)。但至少從《我曾經(jīng)草葉葳蕤》開始，以及其后的《松林夜宴圖》《光輝歲月》《鮫在水中央》《天體之詩》以及《我們騎鯨而去》“山林三部曲”等等，孫頻的寫作呈現(xiàn)諸多復雜的面向，除了內(nèi)傾化的詩性，還有比如，如何認識社會學和小說結(jié)構(gòu)學意義？如何控制小說的情緒和節(jié)奏？如何獲得小說的歷史感和縱深度？如何消化與自己生命等長的同時代？孫頻是不斷追求自我個體文學革新的年輕小說家，她的幾乎每一部新作都成為一個新的起點。其中篇小說集《以鳥獸之名》在自然、歷史和當代諸維度間重新定義“山林”之于個人精神成長的意義，敘述者在山林漫游和勘察山林秘密的過程，亦即生命個體返觀自身的啟蒙之路。
江蘇青年作家的態(tài)勢和相應的文學制度支持密切相關(guān)。2016年，江蘇在北京向全國集中推出趙本夫、范小青、黃蓓佳、蘇童、葉兆言、周梅森、儲福金、畢飛宇、葉彌、魯敏等“文學蘇軍領(lǐng)軍人物”后，又于隔年提出“文學蘇軍新方陣”，這個新方陣陣容包括孫頻、朱文穎、王一梅、戴來、韓青辰、李鳳群、黃孝陽、育邦、曹寇、張羊羊等。2017年，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和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當代作家研究基地共同開啟一項名為“江蘇文學新秀雙月談”的活動，每期圍繞遴選的“文學新秀”，“雙月談”采取兩位青年作家、一位主持人和五位青年批評家的對談模式，旨在為江蘇文學的后繼發(fā)展培養(yǎng)有力的新生力量。2019年，江蘇省委宣傳部主導的“名師帶徒”項目，國內(nèi)外有影響的20位江蘇文學界的著名作家、批評家與20位45歲以下的作家、詩人和劇作家已結(jié)為師徒關(guān)系。在市縣層面，在全國范圍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的是由南京市委宣傳部、南京市文聯(lián)和南京出版?zhèn)髅郊瘓F組織和資助，南京市作協(xié)和《青春》雜志社共同實施的“青春文學人才計劃”，每期三年，自2017年啟動以來如今已至第二期。一期的曹寇、二期房偉和朱婧三位都是江蘇作家。
從實績上看，江蘇青年作家似乎已經(jīng)登堂入室，以去年底的第七屆紫金山文學獎為例，短篇小說獎，湯成難、朱婧和楊莎妮這些“80后”占了七分之三；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獎，黃孝陽和吳楚，房偉和陸秀荔各占了五席中的兩席；詩歌獎和散文獎則有育邦和周榮池；而文學評論獎除了小海，其他四位則都是“80后”。還有沒有被納入到評獎的戲劇，近些年，以溫方伊、朱宜和劉天涯等為代表的南京大學青年劇作家群體的崛起亦引人矚目。但即便如此，現(xiàn)在就下斷言，江蘇文學已經(jīng)完成新陳代謝為時過早。一些問題值得注意，比如從文體分布的角度，青年寫作者基本集中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像向迅這樣有影響的年輕散文寫作者則少之又少，詩歌也一樣；比如一些有才華和個人特色的年輕作家和詩人像李黎、費瀅、何榮、秦汝璧、李佳茵、顧星環(huán)、石梓元和焦窈瑤等寫作和發(fā)表好像都相對較少，創(chuàng)作活躍度和可持續(xù)文學能力存在著一定聯(lián)系。當然，從寫作個體的角度，可以選擇寫或者不寫，寫多還是寫少，但從整個江蘇文學著眼，如何激活年輕作家的寫作活力關(guān)乎江蘇文學的未來。
順便提及的是，目前看，江蘇青年一代寫作者還缺少類似八九十年代前輩作家再造文學空間，甚至重新命名文學的沖動，同時代的代表性作家的面目還不清晰，更不要說體現(xiàn)年輕一代作家群體性的審美共同性，因此很難聚合出有著一致文學精神的、青年性的“江蘇文學”。不過，這種無中心和難以名狀可能恰恰是當下個人寫作文學時代的癥候。一個時代的文學意義和審美可能彌散到每一個寫作的個體，這對文學批評和研究揀選和整合帶來挑戰(zhàn)。因而，作為江蘇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作家和批評家共同成長，應該在未來江蘇文學的青年想象和建構(gòu)中引起足夠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