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鍵詞：江蘇散文；記憶散文；生態(tài)散文；絮語散文
在全民寫作時代讀散文，不能算是件舒暢的事。那么多飛來飛去不痛不癢的所謂散文，在繁華或小調(diào)，在贊美及頌歌，遮住了時代奔流的復雜，也忘卻了“用深刻的藝術(shù)手段，寫世界人生的真相”[1]。我在想，我們時代需要什么樣的散文？什么才是散文的高峰？當下散文往哪些方向去走，可以激發(fā)這一文體的活力？賈夢瑋在一次改稿會上說，散文界的革命不與流派相關(guān)，與作者生命狀態(tài)、與材料之間、精神高度、價值變化有關(guān)；散文的困境不是技巧，是道德高度的修煉。我對江蘇散文的部分觀察，基本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之上。
一、記憶散文，或是私史敘述
記憶散文是散文寫作的常態(tài)化存在。但是，真正的記憶從來不是孤立，沒有人可以從他生活的時代抽身而出。因此，我確認的記憶散文，主要指向個人與時代（歷史）、個體與家國的關(guān)系性敘述，也指向個人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的再選擇再闡釋，類似私家編寫的史書。
王堯把散文寫作放在“我”與歷史的關(guān)系中完成。他在《民謠》后記中表示：
“如果說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建‘我’與‘歷史’的聯(lián)系，這個重建幾乎是我中年以來在各種文體的寫作中不間斷的工作。我在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和一段時間以來的散文寫作中，一直在詢問這個問題，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尋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這個過程中時隱時現(xiàn)。也許我并不是在尋找自己，我只是詢問與我相關(guān)的一段或幾段歷史的那一部分，我個人只是細節(jié)，歷史才是故事。”[2]
他的散文集《我們的故事是什么》，分為“滄海文心”“人琴之感”“作家側(cè)記”三輯，結(jié)集了近十年的部分作品（“滄海文心”為2018年《收獲》雜志專欄文章），大致寫了“五四”以來的文人，如“寒夜”里的巴金、幽谷中的郭沫若、為了那一點氣節(jié)的老舍、“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3]的費正清、曾經(jīng)滄海曾經(jīng)火的路翎和胡風、無錢買酒賣文章的抗戰(zhàn)時期重慶知識分子群、《新潮》與兩代新式知識分子、靳以與他的文學世界，以及陸文夫、陳白塵、劉心武、高曉聲、張弦、余光中、張充和、陳映真、沈謙、李子云、莫言、閻連科、賈平凹、麥家、遲子建、林建法等當代知識分子。這些從故紙堆或是生活現(xiàn)場搜索出的往事，不只是給往昔時光一個悲哀的吊唁，更是要探尋知識分子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包括知識分子精神與中國文化、中國政治、中國式生活的關(guān)系或氣節(jié)。王堯站在被擠壓的時代，在幾乎被格式化的真實生活中追問“我們?yōu)楹螞]有自己的故事、沒有自己的思想生活”？[4]他的“我不清楚，寫作者的思想能力從何時開始變得不重要了，世界觀從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現(xiàn)了寫作者哲學上的缺失和貧乏；寫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寫作者的寫作是在生活在對世界的認識之中。我不清楚，寫作者的個人品格是何時從作品中消失的，是因為我們沒有品格，還是因為我們無法呈現(xiàn)自己的品格？在討論那些經(jīng)典作家時，比如討論魯迅，我們從來不會無視魯迅的品格。我不清楚，寫作者的文字為何沒有了自己的氣息，文字應(yīng)當是自己的血液中過濾出來的，它帶著個人的體溫性情。網(wǎng)絡(luò)語言和報刊社論對一個真正的寫作者不會構(gòu)成干擾，可怕的是寫作者的個人氣息在文字中散失”[5]，既是關(guān)于我們時代知識分子精神的憂思，也是關(guān)于散文在內(nèi)的文學品質(zhì)的憂思。
王彬彬從“后學術(shù)”文章走向了嘈雜的人世間。但他不是要做一些輕盈的小調(diào)，而是“在塵世間輾轉(zhuǎn)掙扎了數(shù)十年，頗有一些困惑、感悟，想以散文的方式寫下來。”[6]他在《收獲》和《鐘山》雜志分別開設(shè)散文專欄“塵海挹滴”[7]與“荒林拾葉”[8]，前者包括《廢墟與狗》《吃肉》《真相》《公私》《霹靂一聲高考》《雜憶》六篇，后者包括《懷念一只三腳貓》《生命》《住院》《絕響》《隊長》《家長》六篇，都由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fā)，觀察和思考社會發(fā)展進程中人性的凜冽及時代隱蔽的復雜。其中，獲得第二屆“鳳凰文學獎”的《廢墟與狗》，由廢墟邊的狗現(xiàn)象而思考狗與人的關(guān)系，由此假想了狗的覺醒與啟蒙：
“我又想，假如這山上山下的狗里，在長久的饑餓后出現(xiàn)了一只兩只覺醒者，明白了只要依附人類，任何一只狗，包括那些正被抱在懷里、擁在被里、貼在唇上、被萬分寵著的狗，都有淪為喪家犬和流浪狗的可能；要讓喪家犬和流浪狗不再出現(xiàn)，必須徹底改變狗人關(guān)系，必須徹底放棄對人的信任。覺醒了的它或它們，先覺覺后覺，在狗界里發(fā)起啟蒙運動，呼吁所有的狗撤離人的世界，重返叢林。那結(jié)果會怎樣？”“我想，那結(jié)果，應(yīng)該是它或它們被群狗活活咬死。”[9]
顯然，王彬彬思考的不是簡單的“廢墟與狗”，而是廢墟與人，以及烏合之眾、平庸之惡等問題。此外，他還寫了殘疾流浪貓及“獸性”與“人性”的問題，動物保護與社會整體文明程度的問題，人與城與土地的問題，特定時代的生產(chǎn)隊長、武裝部長、武斗、高中、高考、升學等關(guān)涉人性或人生復雜的問題。我稱王彬彬這些關(guān)涉“‘我’與時代”的“雜憶”類散文，是從時代現(xiàn)場濾出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一個批判型知識分子對歷史細節(jié)的再觸摸與再塑造。
沈衛(wèi)威在待刊新書《駛向檔案館的文學列車》中節(jié)錄著舊歷史的篇章。他把散文寫作建立在豐盈的史料基礎(chǔ)上，在《抗戰(zhàn)時期獲得特別救助的教授、作家》中寫苦難中國人的底層真相與溫情中的悲涼；在《胡適的家庭教育理念與胡思杜的人生悲劇》中思考“苦痛的記號”；在《邊地風流依舊》中思考人性的價值；在《周作人落水后的實際收入》中思考個體與民族、與國家命運的重大關(guān)系問題等。李輝說，思想史是一條不停流淌奔騰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斷歷史的天外來客[10]。沈衛(wèi)威繼續(xù)轉(zhuǎn)到歷史的背面，在歷史的旋渦中做著思想的努力。
還有一些記憶散文，如申賦漁出版《匠人》，寫瓦匠、篾匠、豆腐匠、扎燈匠、木匠、剃頭匠、修鍋匠、雕匠、花匠、鐵匠、雜匠、裁衣、教書匠、秤匠、織布匠的生命故事與正在消失的村落，由此書寫百年中國的變遷歷程；張昌華寫《與先生們的通信》《人間煙火》等“我的回憶”，都是文化名人的背影；陳漢忠寫《回憶豎立惲代英烈士紀念碑的一段往事》《碧血千秋小鎮(zhèn)魂》等黨史縱覽性記憶……凡此種種，都是個人與時代的關(guān)系性敘述。
當然，不是與時代有關(guān)的所有瑣碎都能指向歷史的重建。只是說，歷史的重建需要瑣瑣碎碎的敘述，即便這樣的敘述，有時的確像葉兆言在散文集《生有熱烈，藏與俗常》中所言，“懷舊，廢墟上的徘徊”[11]。
二、生態(tài)散文，風景與審美化的風景
當下盛行的生態(tài)散文，基本指向王諾定位的“自然與人”的自然生態(tài)散文。我關(guān)于生態(tài)散文的理解與想象，不僅包括自然生態(tài)，還包括魯樞元界說的社會生態(tài)和精神生態(tài)。魯樞元在《生態(tài)文藝學》中明確區(qū)分了生態(tài)關(guān)系：
“我想，生態(tài)學是否大體上也可以這樣劃分：以相對獨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生態(tài)學’，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tài)學’，以人的內(nèi)在的情感生活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生態(tài)學’。”[12]
“自然生態(tài)體現(xiàn)為人與物之間的關(guān)系，社會生態(tài)體現(xiàn)為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那么精神生態(tài)則體現(xiàn)為人與其自身的關(guān)系。”[13]
從魯樞元生態(tài)文化理論觀察江蘇生態(tài)散文，可見自然“風景”與審美化“風景”的豐富性，也為我們審視人類的生存理念、民族的文化記憶、文學的本土經(jīng)驗，以及作家的美學準則打開一條認同通道。
地域色彩的“風景”是生態(tài)散文的主要元素。丁帆思考過新世紀中國文學應(yīng)該如何表現(xiàn)“風景”。他把這種思考轉(zhuǎn)換成六篇以南京為文學地理的“風景”散文，刊在《雨花》雜志上。在《南京風景（一）》“引子”部分，他交代了專欄題目及寫作的源起、筆法和大致內(nèi)容。他說，題目應(yīng)該叫“南京風景小史”，
“但是，在讀了九十年前英國著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那本給《好管家》雜志撰寫的六篇倫敦街景的散文匯集而成的集子《倫敦風景》后，我又被她簡單直接的主觀批判介入方法吸引，決定將這個系列文章命名為《南京風景》。名字選擇了簡潔直白的介入法，方法卻想采取‘電影眼睛’的視角去描寫歷史現(xiàn)場的風景，再用曲筆來為主題‘畫龍點睛’。”[14]
丁帆說的“電影眼睛”，主要偏于技術(shù)性的方法和形式，即用“記事記景”的春秋筆法進行現(xiàn)場實錄；而“用曲筆來為主題‘畫龍點睛’”，即是從“風景”與作品的人文、主題、格調(diào)，以及民族文化記憶層面來認知。[15]他說：
“我只想把我童年、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目擊到的南京各地風景，盡力用‘電影眼睛’中性客觀的筆觸呈現(xiàn)出來，再將當下我所看到的此地風景勾連起來，形成‘疊印’效果。如此比對，或許更能讀出歷史的滄桑與況味來。”[16]
他認為“最好的文學作品應(yīng)該是將‘風景’和主題表達結(jié)合得天衣無縫、水乳交融，這樣的作品才有可能成為最好的審美選擇。”[17]于是，他寫“童眸中風景”，在《南京風景（一）》中將童眸和當下眼光結(jié)合，將歷史和現(xiàn)實連接，描述了“我”在南京住過的童家巷、申家巷、姚家巷以及不同年齡段去夫子廟的不同感受；在《南京風景（二）》中回憶黃瓜園、石門坎、光華門等地方，思考著“我們在記憶的歷史年輪風景畫中，不單單是要攫取詩意審美的田園之夢，更重要的是未來世界的風景用什么樣的價值觀去審視。”[18]《南京風景（三）》寫童年到少年的“每日風景”，特別是搬家省商干校后的所見，包括少年釣魚、下河洗澡等歡悅之事，都是他記憶里抹不去的風景畫。《南京風景（四）》寫作為“中國‘四疊紀’風景的見證者”，繼續(xù)在南京風景間游走，看車載死囚、看垂釣、憶老澡堂風景等，慨嘆“自然風景和人文風景所蘊含的美學觀念往往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悖反狀態(tài)：人在風景中，風景在人中，兩者互動是在不斷移情和角色轉(zhuǎn)換中獲得充滿矛盾的審美愉悅和悲情的。”[19]《南京風景（五）》描寫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夫子廟和新街口等，由此發(fā)現(xiàn)“南京的城市規(guī)劃卻在朝代更迭無指揮的不斷變奏中，成了現(xiàn)代大都市建筑晚宴上模仿群中的遲到者。”[20]當然，幸好還保留了如中山陵、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等歷史的見證。《南京風景（六）》記錄少年時期看到的風景，午朝門、中山陵、音樂臺、玄武湖，爬野山、田中勞作等，與他當下目光所見的埋藏著歷史的“殘存遺跡”形成“疊印”效果。丁帆說，“我寫的不僅是‘風景’，更是‘風景史’。”[21]他的這種寫作觀念，一定程度上受溫迪·J.達比《風景與認同》的影響，即歐洲人文學者關(guān)于所有的“風景”都是社會、政治、文化積累與和諧的自然景觀互動之下形成的人類關(guān)系的總和。在自然風景中注入人文內(nèi)涵和人文意識（如民族文化記憶等），是丁帆式“浪漫+現(xiàn)實”的雙重選擇。丁帆站在文學的邊緣處思考：
“如何確立正確的‘風景描寫’的價值觀念，已經(jīng)成為21世紀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個本不應(yīng)成為問題的艱難命題。……我們將做出怎樣的價值選擇與審美選擇，的確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民族文化記憶的文學命題，更是每一個人文知識分子都應(yīng)該重視的文化命題。”[22]
胡弦是沉在南京地域色彩中的詩人散文家。散文集《風的嘴唇》以南京為軸心，寫了《雞鳴寺》《石板街》《獅子山》《馬陵山行》《聊齋主人》《大唐三才女》等南京附近的歷史、人物、典故，還有“隨手記下”的日常文學或文學日常。《黎里筆記》是荊歌在《蘇州雜志》上連載的散文，也是荊歌以黎里為“風景”美感的古鎮(zhèn)選擇。他寫下《黎里筆記：買石得云》《黎里筆記：家里》《黎里筆記：梨花盛開》《黎里筆記：古鎮(zhèn)之夜》《黎里筆記：古鎮(zhèn)守望者》《黎里筆記：客來茶當酒》系列文章，以文化晚輩的姿態(tài)“重新體驗古鎮(zhèn)的文化魅力，用自己的切身體會傳遞古鎮(zhèn)的文化、煙火味和溫度，分享東方小鎮(zhèn)特有的美。”[23]周榮池繼續(xù)細耕在里下河地區(qū)的“南角墩”。他寫下《三蕩河漁事》，說“兩萬字寫一條河流，三蕩河是南角墩的母親河，如父親蒼老的經(jīng)脈充滿著血性和酒味，是我這一生見過最大的河。”[24]他寫下《上河之畔》，說“上河之畔永遠生機勃勃，古往今來的事實如村落、遺存和草木，及至傳說、風味和詩情，都在流水的默默無言中不朽——也正是上河之畔虛實相生的風物在生長和失去中，孕育和滋潤了一方水土的血脈，它是歷史的命脈，是地方的命運，也是我們可以十分驕傲的命數(shù)。”[25]姜樺出版《灘涂地：從黃海濕地到范公堤》，是作者生于斯長于斯的自然生態(tài)記錄、人文歷史記錄與生命萬物記錄。王曉明出版《江南風流》，所寫都為常熟歷史、常熟名人及常熟平民之事。丁東出版《我在香樟樹下等你》，收錄了與張家港相關(guān)的人文類、紀實性散文，把張家港的“地方色”寫得了然。呂峰寫徐州的《潘安湖紀事》《水光秀色與人親》，關(guān)注環(huán)境污染問題；連云港作家群如王誦詩的《海邊三題》《海灘上的“模特”秀》《石梁河水庫漫游》《盛開的?？贰而B鳴夾谷山》、李建軍的《黃魚春秋》等，都有人與自然的融洽與憂慮。
動植物是生態(tài)散文的重要書寫對象。龐余亮把“小蟲子”看作是“曾在這個星球上出現(xiàn)過又消失了的愛和恩情”[26]。他的長篇散文《小蟲子》發(fā)表在《江南》雜志，寫了蜜蜂、蜻蜓、鼻涕蟲、尺蠖、袋蛾、螻蛄、天牛、螢火蟲、知了、棉鈴蟲、麗綠刺蛾、螞蟥、螞蚱、蛐蛐、叩頭蟲、屎殼郎、虱子、跳蚤、蒼蠅、牛虻、蚊子、螞蟻、瓢蟲、老鼠、蝴蝶、千足蟲、蜈蚣、河蚌、蜘蛛、金龜子、螳螂、蠶寶寶、煙霧蟲等日常的“蟲子”。他說，蟲子什么都知道，蟲子連著那個在饑餓中幻想的孩子的童年，在《一起飛的日子》里，那么寒冷又那么暖和。杭悅宇是江蘇植物學首席傳播專家，注重植物與文化的科普，文章大多發(fā)表在《生命世界》，有《藍，板藍，板藍根》《貫眾大湯》《數(shù)莖風外依空》《夏至有草，藬蓷之間》《尋坡轉(zhuǎn)澗求，香透》《椒柏有椒，屠蘇亦椒》《參差隨意染,深淺一香薰》《打開雙黃連》《霜晨殷紅熟，閑摘繞短籬》《書卷天竹子》《香，從七里至萬里》等，分別介紹了板藍根、蒲公英、鐵皮石斛、益母草、荊芥、椒、忍冬、雙黃連、枸杞、南天竹、七里香等植物，從生活出發(fā)，將植物知識、古代典籍、民俗民風、名家創(chuàng)作的相關(guān)記述納入其中。馬國福出版《人間煙火皆是深情》，寫了蠟梅、沙棗、薔薇、牽?；āo患子、柳、丑橘、荷花、海棠等植物，還有鄉(xiāng)間的景致以及人與事。李明官常以文言形式述說鄉(xiāng)土生活，其筆下的草、扁豆、蘆葦、稻田等都充溢著自然古樸的詩意，《與草芥為鄰》既寫各種草木集（如朱橚《救荒本草》、鄭樵《昆蟲草木略》、顧景星《野菜贊》、李時珍《本草綱目》、蘇頌《本草圖經(jīng)》等）又有科普教育意義等。
“行走”既是生態(tài)散文中的風景也是風景中的動態(tài)化審美。賈夢瑋去過兩次撫仙湖，記下《撫仙湖：濃妝淡抹總不宜》（此文是“中國作家走進云南采風小輯”之一），認為自然界和人文藝術(shù)的事物，最宜讓其回歸、保持本真，可謂“大美”?！度ズＤ习伞肥菍懽匀慌c自然相互鍛造的歷史及人，由此記下蘇軾之于海南、張人駿之于海南、韓少功之于海南。賈夢瑋說，“有些地方注定成為生命的一部分，在記憶中駐扎下來，成為意境、思念、玄想、牽掛等，因而不朽。”[27]《鄉(xiāng)村的表情》是對中國農(nóng)村“新”和“美”的再行走再思考，提出新農(nóng)村之“新”是農(nóng)民勞動的姿態(tài)之新，美麗鄉(xiāng)村之“美”最美的是鄉(xiāng)村主人（即農(nóng)民、鄉(xiāng)下人）的安適從容、較少見到愁苦焦慮等負面的表情，提出中國鄉(xiāng)村表情的改變才是中國最根本的改變。黑陶是文壇上的異類者。他的硬漢氣質(zhì)與筆墨間的筋骨，在浮躁時代擲地有聲。他走到伊犁、南昌、云南、皖東南等地，在風景、人與文化的合構(gòu)中記下《人的大地：伊犁筆記》《打碎的紫砂壺》《向著暮夜的寧國》等文字，蘊藉著精神的遼闊和人間的溫暖。龐培走進江西婺源記下《吹笛人之詩（外一篇）》，走到常熟白茆記下《白茆山歌：鄉(xiāng)村的音樂生活》；戴軍出版《心謠》，用田野調(diào)查的方式記錄江南宜興一帶的民歌民謠；燕華君從黎里古鎮(zhèn)到蘆墟再到同里，記下《出古鎮(zhèn)記》；戴來走到江南申遺的古鎮(zhèn)甪直和黎里，記下《給世界遞上兩張名片》……這些都是山河的口碑、歷史的見證，是保護歷史文化或民間文化的愿景式書寫。
三、絮語散文，個人的與家常的
胡夢華把絮語散文看成是散文中的散文。他在《絮語散文》中用“家常絮語”“家人絮語”指代“絮語散文”，提出“絮語”內(nèi)容不限于但確是最得意的題材為個人經(jīng)歷、情感、家常掌故、社會瑣事等，有時也散漫零碎地寫著國家新聞、社會輿論；審美特質(zhì)是個人的、家常的，帶有極強的不規(guī)則與非正式。我把江蘇散文中很多散漫抒情的“零碎感想文章”，看成絮語散文和它的一切。
譬如我與日常的感想。范小青在《簡單的日子》里倡導紛繁復雜的物質(zhì)世界中簡樸的重要；張羊羊在《話語與長河》中用“草木灰”“搖籃曲”“漢字”“青燈”“容器”“句子”“長河”七個篇章發(fā)掘人生的微??；杜懷超在散文集《大地散曲》中回憶生活往事、旅途見聞，王兆勝稱他“從物性到詩性，再到人性，如燈如光，照亮了整體文章的天地。”劉香河在散文集《生命的年輪》中用“年輪里”“醉歲月”“歲有痕”三輯寫下年輪蘊藏的信息密碼，包括個人情感、世事變遷、時代印記及文學前輩；郭朝暉在散文集《歲月長歌》中記下“幼時記趣”“生活如歌”“人影幢幢”“隨筆偶得”四部分，都是人在時代生活里流淌的滋味；丁丁在《現(xiàn)代蘇州》卷首絮語，漫談蘇州城、蘇州人的故事，包括《朋友無所處在》《城里城外》《少年式快樂》《巷子里的生動》《追尋光，相信有光》等文章；曹敏散文集《一半的時光》是她移居蘇州十五年來寫的日常文字，記錄著一個現(xiàn)代女性在具體生活中的愉悅、承受與治愈；王太生把自己放進市民生活的小趣味中，在《詩意的春宴》《欣然一飽》《窄街之美》中傳達著生活的溫度與煙火氣；葉正亭在《老底子蘇州》《走出小巷三爿店》《姑蘇小巷兩頭通》中回憶蘇州不起眼的又在逐漸消失的老店，傳遞平靜質(zhì)樸的老蘇州形象；劉鵬凱散文集《修一條心路》，是其經(jīng)營企業(yè)之余寫下的關(guān)于工廠、管理、良師益友、世界見聞等“活在陽光下”的文字；巫正利散文集《風還記得你的模樣》，是中學女教師關(guān)于“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等著你，所以你要內(nèi)心溫柔，安靜努力”[28]的憧憬；吳開嶺的《遙望》《鹽城串場河》《路之隨想》《掛在樹上的燈》《端午的雨》等，是生活的追溯與歷史懷想；葛國順的《運河邊上有我家》《我也曾是“周秉義”》《早聚熱，暖人心》《自信是點亮老年的燈塔》等，是歲月及生活的回音。
譬如我與親朋好友。朱輝在《最后一程》中記錄父親確診結(jié)腸癌輾轉(zhuǎn)病榻的痛苦以及子輩的無力與心痛；向迅在《七月晚餐》《內(nèi)陸之歌》《聲音博物館》中寫父母親與鄉(xiāng)村日常的豐富及寥落；徐風在《蜷在角落里的父親》中寫與父親的冰釋；王正宇在《父親的風景》中悼念父親；王慧騏在《書本里的父親》中記述父親人生原則、治學精神以及平實的人生經(jīng)歷；張永祎在《此情可待成追憶》《笑起來真好看》中記錄親情、友情、國家情等；李坤在《半船菱角半船月》《健忘的父親》《春芽吃事》《勻板曬秋》中寫父母與鄉(xiāng)土的記憶；劉鵬旋在散文集《您好，何玉英》中記下個性的母親等。
譬如我與“美食”。張羊羊散文集《鍋碗瓢盆》以食物為主題，寫了米酒、花露燒、魚、花生米、豬頭肉等六十多種日常食物，都是從生活炊煙里長出的詩意，翟業(yè)軍說他“把自己寫成一種晶體”[29]?！豆锰K味》是美食家華永根繼《食鮮錄》《蘇州吃》之后出版的又一部“老蘇州味道”的美食散文集，分為“四時食制”“梅粥晶飯”“石衣膳夫”“五味調(diào)香”“誰能烹魚”“食語食論”六個部分，從蘇幫菜、蘇州小吃、蘇州餐飲從業(yè)者等多個角度反映蘇州人的生活狀況。“蘇州大廚在海外”是薛亦然在《蘇州雜志》“美食家”專欄上的一個系列，包括《向北京報到，從北京出發(fā)》《使館里的尋常日子》《燙金國徽下的菜單》《大使與大廚》《蘇幫滋味四海香》《大廚歸來》，寫了蘇幫菜發(fā)展史上“一組不可取代、連綿起伏的群峰”式人物等。
譬如我與書的關(guān)聯(lián)。夏堅勇在《魏晉風度及避禍與貴人及虱子之關(guān)系》中繼續(xù)勘探歷史與歷史人物隱在時代背景后的真相；魯敏在《第四只老虎》中思考當下盛行的公眾閱讀活動；顧農(nóng)在《讀詩偶記》中寫詩中的炊煙與歷史的人物；陳益在《歸有光墓園的變遷》中記錄遙遠歷史走向輝煌的象征意義；思不群在蘇州“門前的茶館”里《想象專諸》；陳武在《書房小景》中細寫書房里的書簽、墨盒、筆筒、冊頁等物什；王稼句在《吹簫小集》中記錄年逾花甲時的精神方式；王道在《讀書有道》中淘善本、尋故紙、訪名家、結(jié)書緣；高建新在《書中與路上的風景》中追憶與緬懷，自有高校知識分子的境界與氣調(diào)。
譬如我與藝術(shù)。徐風繼續(xù)浸淫在紫砂的悠遠中。他出版《做壺》，從“晨課”“記得”“茄段壺”“手之延伸”“發(fā)力”方面，寫下中國紫砂古法制壺的技藝與心法。圖書封面印著：“你可以改壺型，可以變氣質(zhì)，可以塑靈氣，前提是，你得尊重自然法則，把最大的‘真’還給真，這是顧氏賦予‘古法制壺’的內(nèi)涵。”徐風寫“做壺”也追求著大“真”，他想“讓不懂壺的人能看懂做壺的奧秘，并且生出許多意趣和懷想；讓懂壺的人讀后也覺得受用，從中獲得他們之前沒有的視野和認知。”[30]他用文學的筆觸做著紀實的文章，雖然“很多生澀的術(shù)語、行話，做壺過程中那些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手勢、做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讓我在寫作中舉步維艱”[31]。他把紫砂壺看作“是最典型的中國表情、中國表達”[32]，李曉愚直接用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桑內(nèi)特在《匠人》一書中提出的“制作就是思考”來向他斂衽致意等。
馮驥才說文學因人而異。他在北京大學“小說家講壇”上提出兩點：“……我們要認識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能逃避它。另一個方面，我們要認識自己、發(fā)現(xiàn)自己、找到自己，在這個基礎(chǔ)上再創(chuàng)造自己。這樣的話，我們才能真正走到文學的路上，也能找到創(chuàng)作的快感。”[33]若把這段“認識”置換進江蘇散文或中國散文，依舊振聾發(fā)聵。
注釋
[1]宗白華：《新文學底源泉》，《學燈》1920年2月23日。
[2]王堯：《后記》，《民謠》，第339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
[3]王堯在《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散文中寫道：“費正清特別強調(diào)，‘我的這兩類朋友都在與當權(quán)者進行著殊死斗爭，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
[4][5]王堯：《我們的故事是什么（代序）》，《我們的故事是什么》，第5、5-6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6]王彬彬在2022年《收獲》第1期“塵海挹滴”開欄語中寫道：“在塵世間輾轉(zhuǎn)掙扎了數(shù)十年，頗有一些困惑、感悟，想以散文的方式寫下來。這念頭許多年前便出現(xiàn)了，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有開始。去年秋天，動筆寫了《廢墟與狗》，大著膽子發(fā)給了《收獲》的程永新先生，永新先生收到后，鼓勵我寫六篇，在《收獲》設(shè)個欄目。我自然亦驚亦喜。在考慮欄目名稱時，想到了魯迅的詩句“塵海蒼茫沉百感”，便決定把這欄目叫做“塵海挹滴”，這似乎有些酸，但一時也想不到更好的。//塵海蒼茫，我只能挹取幾滴。感謝《收獲》！”
[7]2022年1月1日，《澎湃新聞》推送羅昕《2022年各大文學刊物展望！帶來新年的第一個故事》文章，詳細介紹了新專欄“塵海挹滴”的敘述風格，即“以散文的方式書寫一些人生困惑和感悟。與王彬彬此前的學術(shù)類文章不同，這一專欄盡量用文學性語言，控制學術(shù)性表達。至于題材，他有時寫回憶，有時寫現(xiàn)實，有時則讓回憶與現(xiàn)實相交織。”
[8]《鐘山》2022年第1期“小編說”寫得詳細：“從本期始，王彬彬教授在本刊撰寫新的專欄‘荒林拾葉’，將轉(zhuǎn)換寫作視角和對象，從歷史現(xiàn)場回轉(zhuǎn)到人生現(xiàn)場，更多地注入自身的生命情感，以其冷峻、犀利的筆調(diào)揭示人間萬象，敘寫自己的生命故事。
[9]王彬彬：《廢墟與狗》，《收獲》2022年第1期。
[10]李輝：《歷史切勿割斷譏諷大可不必——再談巴金〈隨想錄〉》，《文匯報》2003年6月18日。
[11]葉兆言：《生有熱烈，藏與俗常》，第34頁，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1。
[12]魯樞元：《生態(tài)文藝學》，第146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3]魯樞元:《生態(tài)批評的空間》，第20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4]丁帆：《南京風景（一）》，《雨花》2022年第2期。
[15][17]丁帆：《新世紀中國文學應(yīng)該如何表現(xiàn)“風景”》，《在文學的邊緣處思想》，第265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16]丁帆：《南京風景（一）》，《雨花》2022年第2期。
[18]丁帆：《南京風景（二）》，《雨花》2022年第4期。
[19]丁帆：《南京風景（四）》，《雨花》2022年第8期。
[20]丁帆：《南京風景（五）》，《雨花》2022年第10期。
[21]丁帆：《南京風景（一）》，《雨花》2022年第2期。
[22]丁帆：《新世紀中國文學應(yīng)該如何表現(xiàn)“風景”》，《在文學的邊緣處思想》，第25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23]袁福榮：《“荊歌會客廳”塑造黎里文化新地標》，《江南時報》2021年10月1日。
[24]周榮池：《三蕩河漁事》，《鐘山》2022年第1期。
[25]周榮池：《上河之畔》，《長江文藝》2022年第1期。
[26]周衛(wèi)彬：《書寫生活之外的產(chǎn)物——讀龐余亮新作〈小蟲子〉》，《文學報》2023年2月23日。
[27]賈夢瑋：《去海南吧》，《天涯》2022年第3期。
[28]巫正利：《風還記得你的模樣》，封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22。
[29]張羊羊：《鍋碗瓢盆》，第269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
[30][31][32]徐風：《做壺》，第318、318、312頁，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
[33]2023年5月，馮驥才在北京大學“小說家講堂”以《文學因人而異》為題上文學課。
周紅莉，常熟理工學院教授，《東吳學術(shù)》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散文文體研究，在《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報刊發(fā)表文章百余篇，出版《精神生態(tài)與散文演變》《中國現(xiàn)代散文理論經(jīng)典》《闡釋與對話》等八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