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山——關(guān)于文學的對話、漫游與讀札》
作者：育邦
出版社：東南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9月
詩人育邦即將出版的這本思想隨筆集，包括了多種文體：對話錄、詩歌評論、散文、雜文等。讀了育邦的這部書稿，我感到十分訝異和震撼的不是其中的語言技巧和“純詩”的闡釋。而是一個作家對整個文學世界的宏觀性思考，以及一個詩人對于時代賦予作家使命的擔憂，從中，我看到的是一位詩人，一個作家型的知識分子獨立特行的價值理念的表達。從形象思維跳到抽象思維的書寫和對話中，作為一個讀者，我徘徊在詩性與哲思的逶迤小路上，體味著“像山那樣思考”的閱讀況味，從詩人的眼中看見了漫天飛虹的哲學云霓。詩人與世界的聯(lián)系，是處于任何文學時空中，作家寫作不可或缺的參照坐標系，沒有這樣的認知，他寫出的作品就會永遠停滯在井底之蛙的困囿之中，這一點是誰也不能否定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鐵律。所以，育邦在與著名翻譯家高興對話時引用了歌德的名言：“現(xiàn)在，民族文學已經(jīng)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jīng)來臨，每個人都必須為加速這一時代而努力”。雖然，我們與歌德的文學時代過去了二百多年了，雖然，他的這句名言，與魯迅先生倡導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觀念是相抵觸的，但是，當中國完全脫離了農(nóng)耕文明，進入了工業(yè)文明和后工業(yè)文明時代的“文學時刻”，我們還能夠坐井觀天，仰望井口大的宇宙星空嗎？這并非只是什么文明沖突的問題，而是寫作游走中，從常識走向真理的普遍價值選擇。
我對詩人育邦認識到這一點常識性的真理，感到十分的欣慰，因為，在我們的文壇上充滿著夜郎式的文人，他們沉湎于不斷輸出自認為是最好的文學作品中不能自拔：“而事實也證明了，隨著文學傳播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更為便捷、更為廣泛，世界文學已成為人類對于全世界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一個恰如其分的稱呼。”“世界文學完全可以成為衡量一個作家水準的坐標。”就此而言，我認為育邦所尋求的所謂“世界文學”這一概念，并非是被人詬病的什么崇洋媚外的內(nèi)涵，而是在寫作過程中，必須要有廓大的胸懷，在創(chuàng)作方法和創(chuàng)作技巧上，必須掃視世界，從而形成胸有大局的格局，采取“拿來主義”取精用宏的態(tài)度，因此，才會有育邦充分認識到的文學創(chuàng)作真諦：“這就意味著尋求文學精神中的自由開放、兼容并蓄，包含著共享融合之意，并能在此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更多可供全世界人們共同欣賞的文學杰作。”由此而延伸到的就是詩人與時代不可剝離的文學命題了。
我特別欣賞育邦在此書中的一句話：“為自由之神所悲泣著的歌者消失了……”我將它視為整本書的“文眼”。無疑，詩人和一切從事文學的人，都會在世界和中國面臨著文化語境困惑中，在價值觀嚴重分裂的狀態(tài)下徘徊，如何處理這樣一個兩難悖論的抉擇，的確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詰問，而育邦的抉擇是代表著一群知識分子型作家價值共鳴的心聲“‘詩歌的道德’要求詩人能夠勇敢地承擔自己的命運和時代的道義。詩人們自覺地尋找自己和時代的合理距離和位置，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這大概也是我們詩人今天所要肩負的‘詩歌道義’。”由此，我對他們這一幫搞詩歌創(chuàng)作的，產(chǎn)生了一種莫名的好感，因為他們的言行顛覆了以往我對詩人的一貫成見，一句“藝術(shù)家必然要成為一個特立獨行的‘同時代者’”便讓我刮目相看。育邦認為：“薩特強調(diào)作家要介入生活，文學要介入生活。我想，他所說的‘作家’也正是基于知識分子這一公共角色的定位。在各種特定的時刻和環(huán)境中，作家介入生活是必要的，因為一個作家無論如何都是作為一個社會人而存在的。正如薩特所言：‘作家處在的具體環(huán)境，就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他寫的每一句話都要引起反應，連他的沉默也是如此。’他們可以對任何事件發(fā)表支持或反對的意見，表明自己的立場，這也是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承擔。但他們的文學并沒有必要介入生活，而且，這種‘文學介入生活’的說法是可笑的，不可實現(xiàn)的。文學本身是反對責任的，它的道德只為藝術(shù)而服務。至于責任和道義是作家（創(chuàng)作者）的而不是作品的。我們必須明確地區(qū)分這兩個不同的主體。坦誠地講，我反對任何充滿實用主義的文學，無論它們的出發(fā)點是多么的高尚。我對功利主義的詩歌猶為過敏，即便它們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和特定的時間內(nèi)承擔了社會的道義，反映了特定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和貌似偉大的人性。因為我們對于文學藝術(shù)的判斷并沒有因為戰(zhàn)爭或者其他災難的到來而徹底改變。……這些為時世而寫作的東西，它們興高采烈，而一旦從特定語境中撤出來看，它們卻不可救藥地陷入了應制文學的泥潭，成為某種單調(diào)聲音的傳聲筒，作者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一種手握文字技藝的工具。而作為藝術(shù)的文學已經(jīng)無恥地墮落在功利主義的沙灘上，她漸漸地枯萎，以致喪失生命力，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干涸，直至在最后絕望地死去。”無疑，上述的觀點我是贊同擊賞的，只是有一點是可以進行討論的，那就是對“文學介入生活”這一說法的另一種理解。從“左翼文學”誕生近百年來，文學概念化、程式化的模式，正是許許多多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在響應體制號召中，產(chǎn)生的那種過眼云煙的“介入生活”作品，技術(shù)含量極低，這是不可否認的文學史事實。但是，“文學介入生活”是世界文學史上所有文學創(chuàng)作不可能解脫開去的宿命，它應該是作家在一種自由狀態(tài)下，讓生活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中，自動進入作品的描寫之中，而不是在脫離生活本身的魅力，在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驅(qū)使下，使其成為作品的主旋律。這就讓我又一次聽到了育邦那句讓人震撼的最強音：“為自由之神所悲泣著的歌者消失了……”是的，我們對那些并沒有“文字技藝”的功利主義者，報以鄙視的態(tài)度，但是，我們必須贊揚那些讓觸目驚心的生活介入我們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進入我們的創(chuàng)作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面對如何介入生活，才是我們面對的真?zhèn)螁栴}的關(guān)鍵所在。育邦是一個有才華的詩人，有才華的人很多，但能夠進行哲學思考的詩人卻不是很多，但愿育邦能夠沿著這條哲學小道走下去，即便是羊腸小道，前面一定會是遼闊世界背景下的高山大海和星空。是為序。
2024年1月31日寫于南大和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