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穎:“新”這個詞,我覺得很有意思

(2017-11-13 09:55) 4864662

   [引言]

  江蘇是文化大省、文學強省,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上,江蘇文學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文學蘇軍享譽海內外。為了彰顯江蘇文學的實力和文學蘇軍的陣容,去年江蘇作協(xié)在北京推出了“文學蘇軍”10位領軍人物,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今年江蘇作協(xié)在南京又推出了“文學蘇軍新方陣”10人,他們是朱文穎、王一梅、戴來、韓青辰、李鳳群、黃孝陽、育邦、曹寇、張羊羊、孫頻。這10位均為創(chuàng)作成績優(yōu)異、創(chuàng)作成果豐碩的70后、80后作家。和老一代文學蘇軍方陣主要以小說為主不同,新方陣兼涉小說、兒童文學和詩歌等領域,他們正在文學之路上趕超他們的前輩。近期,揚子晚報全媒體記者連線這10位作家,近距離了解他們的創(chuàng)作心路,聽他們朗讀自己的文字,感受他們作品的味道。本期推出作家——朱文穎。

  

  [簡介]

   朱文穎, 1970年1月生于上海,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近年介入藝術策展和批評領域。著有長篇小說《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戴女士與藍》、《高跟鞋》、《水姻緣》,中短篇作品《繁華》、《浮生》、《重瞳》、《花殺》、《哈瓦那》、《凝視瑪麗娜》等。有小說隨筆集多部。小說入選多種選刊選本,并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俄文、白俄羅斯文、韓文、德文、意大利文譯本。曾獲《人民文學》獎,《作家》“金短篇”小說獎,《中國作家》獎,紫金山文學獎,首屆葉圣陶文學獎,金圣嘆文學評論獎,《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獎等,2005年由“中國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評選為首屆“年度青年小說家。”2011年入選 “嬌子·未來大家TOP20”。部分作品被館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并多次入選夏威夷大學純文學刊物MANOA“環(huán)太平洋地區(qū)最有潛力的青年作家作品專輯”。其作品在同輩作家中獨樹一幟,被中國評論界譽為“江南那古老絢爛精致纖細的文化氣脈在她身上獲得了新的延展。”現任蘇州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

  [對話]

  揚子晚報:此次入選文學蘇軍新方陣作家,你有何感想?

  朱文穎:“新”這個詞,我覺得很有意思,其實早在近二十年前,我就已經是文學新人了。我的第一本書是著名文學評論家謝有順主編的“文學新人類”叢書,一起收入叢書的一共有四位作家,分別是衛(wèi)慧、周潔茹、金仁順和我。幾乎也是在近二十年以前,作為當時的熱點新聞事件,在《作家》雜志,70后作家第一次集體登上中國文壇……所以說我其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作家。

  這次入選文學蘇軍新方陣,有它另外層面上的意義。首先,就如同今年第七屆江蘇書展的主題——“文脈”。江蘇有很多著名作家,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范小青、蘇童、葉兆言、畢飛宇等,而這次被選入“蘇軍新方陣”的,基本都是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這就有著某種文脈的傳承與延續(xù)的意味。而“新”在漢語里意味著生命力、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和探索精神。因此,無論從哪個層面,我都深感榮幸。

  揚子晚報:有人說你和張愛玲很像。一是說長相氣質,二是指文學上的承繼——憂郁,你自己是否有這樣的潛意識?

  朱文穎:我確實有一些照片和張愛玲的一些照片很像。這很有意思?;蛟S也和我一半的上海生活背景有關。至于“憂郁”這個詞,我是這樣理解的:我覺得這個詞更像隱喻著某種南方氣息。在很多年前我就說過,我的小說肯定是和蘇州有關的,它是我的“無底之底。”

  在光明與黑暗、悲涼與欣悅的不斷交織中,時光流逝了。就像與生命打一次仗,高手過招,兵不血刃。那種姿態(tài)是向后退的。我最新的一本隨筆集《必須原諒南方》或許間接解釋了這種“向后退”的姿態(tài)——“為什么要原諒?因為,你要原諒自己,原諒自己心里藏著一個王維,藏著退思,藏著眼波流,藏著桃花扇和扇底風,藏著煙波浩淼,藏著雁向江邊去……”

  揚子晚報:文學夢想是何時產生的,你的獨特文風又是怎樣形成的,有過規(guī)劃嗎?

  朱文穎:我小時候以及少女時代都是一個內向的孩子,心里想的事情遠遠地比表現出來的要豐富和復雜。而寫作就是有話要說,特別是在于它剛剛萌芽的時候。這或許就是我最初的文學夢想。

  夢想更驅向于夢的部分。它未必是可以實現的。但它讓人生變得有趣而充實,并且永不厭倦。

  至于規(guī)劃,其實也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其實無法規(guī)劃。比如說,隨著年齡和視野的變化,我開始注意到了一些以前沒有注意過的題材和領域,比如人的社會性,比如階級差異。我還悟出了一些與寫作風格沒有直接聯系的道理,比如說:“對生活認知到什么層次,表達也必然在這個層次之內。作家不可能表達自己看不到的東西。”這也是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寫作是無法規(guī)劃的。

  揚子晚報:你在“作家”后面還多了“策展人”和“藝術評論家”稱謂,藝術感染對作家而言重要嗎?

  朱文穎:無論是策展人還是藝術批評家,對作家身份都是一種補充或擴展,而非削減。我認為這件事本身帶動了我的寫作狀態(tài)。它讓我思維更加活躍,視野更為寬廣。西方有很多大導演本身就是極棒的作家,或者劇作家,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呈現能力是龐雜的,在各個面和點上互相補充和激發(fā)。藝術是相通的,文學的經驗和視野一定也可以帶入更為寬廣的藝術領域。

  這種跨界的體驗是美妙的,因為我并不是真正的從事藝術策展的專業(yè)人士,但陌生的閱讀或許帶來新鮮的感受。畫家夏回有一個觀點:重要的是世界觀,而不是方法論。技巧到底重要不重要?這恰恰是一個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的小說創(chuàng)作上的問題。每個人得出的答案可能會不同,但這種思考的碰撞是重要的。

  揚子晚報:你一直著迷“南方”這個詞,當下正在創(chuàng)作什么題材的作品?

  朱文穎:長久以來,人們對于南方的想象充滿了誤讀,“南方是柔軟的、曖昧的、可以委屈的、往后退的”,我的寫作則更想表達“南方的力量、粗魯、吶喊和反抗”。所以新書用了《必須原諒南方》來替代“娓娓道來的南方”或者“體諒南方”。

  目前在寫幾個中短篇小說,以及一個長篇。與早年的寫作不同,從前的我無論為人還是為文,都比較唯美、自我、潮濕,現在我會關注一些更本質的東西,回到“這篇小說是關于什么?要說什么?”的基本概念上。這就意味著我希望從形式上做減法,從一種外在的小說美學轉換成一種更為內在的小說美學。小說,作為與結構主義特質最為親密的藝術形式,一定存在著更多的隱秘通道。在我現在這個年齡,閱歷、思想、見識以及視野會比文本本身更為重要。

  揚子晚報:請對揚子晚報讀者說幾句話。

  朱文穎:一、記住你的夢想。二、記住你自己。三、記住一定要記住。

  這是前南斯拉夫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說的;這是印在我的小說集《凝視瑪麗娜》封面上的一段話。也是我無論在快樂、悲傷或者迷茫的時候都希望自己能夠記住的一段話。也以此獻給大家。

  [短評]

  “文學蘇軍新方陣”研討會上,19位來自全國的青年批評家對10位新方陣作家的作品和近期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深入的研討。

  曾一果:朱文穎近期小說有了許多變化。一是小說的題材和范圍擴大了。以往小說中濃厚的江南特色變得淡了,筆下人物的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和廣闊。其次,故事都很精彩,以小人物多樣化的命運來實現她對社會的觀察。三是愈加強調對世界多種可能性的探討,包括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她的小說還有一個可貴的地方,就是她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書寫,對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個體創(chuàng)傷”的關注。

  張定浩:朱文穎是小說家,也兼涉評論,藝術評論和文學評論,而她評論的重心和小說一樣,也都是在寫人。她的小說,在敘事上可能受杜拉斯電影化敘事風格的影響,各種遠景、近景和內景的片斷自由切換,人物的意識和感官活動也巨細靡遺,小說讀者可能會始終感受到其中強烈的作者意志,仿佛那些作者電影,其中導演是一部電影的核心,在朱文穎的小說中,“朱文穎”也是她小說的核心。

  (來源:揚子晚報“揚眼”;記者 蔡震;特約編輯:周韞;編輯:朱曉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