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之
一
在古典文學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名字幾乎無人不曉。
凡是與他有過交往的人，都會留下這樣的印象：個頭不高，額頭很大，有點像梁啟超先生那樣，一看就知道是極聰明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年四季總是穿著簡樸的夾克衫，有淺灰色的，也有米黃色的，多數情況下，米黃色夾克是他的標配，年深日久，看起來有點發(fā)白。傅先生長期患類風濕病，關節(jié)變形，走路一顛一跛，總好像要摔倒似的。旁人看著緊張，要去扶他，他會悄然快走幾步，似乎有意躲開，有一股不服老的勁兒，其實是不愿意給人添麻煩。
傅先生有著傳統文人的風范，對前輩極為尊重，與平輩傾心相交，于后學則提攜不倦。20世紀90年代初，羅宗強先生為《唐詩論學叢稿》作序稱：“傅璇琮先生年來以極大的學術熱情，提倡一種求實的學風，我覺得這于學術的發(fā)展是大有助益的。他也以極大的學術熱情，獎掖后進，激勵同志；在唐文學的研究中做了廣泛的組織工作，這同樣于學術的發(fā)展大有助益。”傅先生似有意照應前序，在《唐詩論學叢稿》后記中說：“近十年來，我有兩個收獲，一是寫了幾本書，二是結識了不少學術上的朋友；在某種意義上說，第二個收獲比第一個更寶貴，更值得憶念。”
惟其如此，傅先生獲得了很好的人緣。傅明善著《傅璇琮學術評傳》（2007年），徐季子主編《傅璇琮學術評論》（2007年），盧燕新等編《傅璇琮先生學術研究文集》（2012年），中華書局編《傅璇琮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都有很詳細的記載。傅先生去世后，關于他的紀念文章很多，中華書局還出版了《傅璇琮先生紀念集》（2017年）?？梢哉f，傅先生以他厚重的學術成果和杰出的組織才能，贏得了學術界的廣泛尊重。
二
2011年6月，我陪同傅先生到河北大學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會。晚上，學院安排學術講座，請傅先生講治學經驗。那天，傅先生興致極高，很少見他這樣侃侃而談，從到中華書局工作說起，講述他的治學體會。
傅璇琮先生1933年生于寧波。1951年秋，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翌年院系調整，轉到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yè)，留校擔任浦江清先生的助教。不久，調入商務印書館工作。后來兩家出版社各有專業(yè)分工，古籍整理出版歸屬中華書局，傅先生又轉到中華書局，在編輯崗位，一做就是五十多年。退休以后，他不忘所來，回到曾經讀書的清華大學，擔任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陳友琴編《白居易資料匯編》，原來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后轉到中華書局修訂再版。徐調孚責成傅先生做責編。當時，傅先生還不到30歲，提出編輯系列資料匯編的設想，于是便有了“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叢書，現已出版數十種，成為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目。編輯工作，“其事至委瑣，大雅所不屑道”（葉圣陶語）。傅先生在編輯《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署名湛之）、《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等資料過程中，對此深有感悟。
在為《陸游研究資料匯編》做責編時，傅先生注意到高則誠和他的朋友寫的有關紀念陸游的文字。高則誠朋友的文字中還注明了寫作時間，提到寫作此文之后，高則誠就去世了。這一年是元惠帝至正十九年（1359），還在元末，再過9年，元代才滅亡。過去，一般都認為高則誠生活在元末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還邀請他出來編纂元史。根據新發(fā)現的資料，傅先生撰寫了《高明的卒年》一文，認為高則誠沒有進入明代。這篇文章發(fā)表在1962年出版的《文史》第一輯上。后來，中山大學黃仕忠的《〈琵琶記〉研究》又補充了新的資料，贊成此說?，F在，這個觀點已為多數學者認可。都說教學相長，其實編研亦相輔相成，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時，也可以把自己嫁出去。
三
20世紀70年代初，傅先生從法國哲學家丹納的《藝術哲學》一書中獲得靈感，注意到一個時代文人群體的作用，由此入手，開始撰寫《唐代詩人叢考》，系統研究唐代文人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此書出版于1980年，為他贏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被視為改革開放之初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專著之一。
隨著研究的深入，傅先生又發(fā)現了很多問題。譬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王勃《滕王閣序》中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區(qū)；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數句，過去多認為是王勃前往交趾省親，路過南昌而作。傅先生根據羅振玉披露的日本所藏王勃《過淮陰謁漢高祖廟祭文》抄本，發(fā)現是王勃和他的父親一起路過南昌時所作，于是又撰寫《〈滕王閣詩序〉一句解——王勃事跡辨》，糾正了《舊唐書》以來相承已久的訛誤。
他由此想擴大開來，對唐代文學家作全面的考察，于是決定從元代西域文人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整理入手?！短撇抛觽鳌贩譃槭?，論述了278人，附見120人，總共398家。辛文房廣泛收集史傳、文集、筆記、小說中的資料，給每位文人寫了傳記，少則幾十字，多則上百字，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資料。清代學者徐松作《登科記考》曾引用此書，魯迅也很推崇這部書。傅先生憑借特殊的學術地位，組織全國二十多位學者，經過數年努力，完成了一百八十多萬字的《唐才子傳校箋》。他約請的都是專家，如請周勛初作高適傳箋注，郁賢皓寫李白傳箋注。后來，陳尚君、陶敏又補充了三十多萬字，作為第五冊修訂出版。傅先生又親自撰寫了王勃等條目。這項工作，無異于對唐五代詩人作全面的生平考證，是一項承前啟后的龐大工程。
20世紀90年代，傅先生在《唐才子傳》的基礎上，又組織編纂《宋才子傳》，難度更大。《唐才子傳》是元代辛文房所作，成書較早，資料珍貴。而宋代才子的小傳則需要今人整理撰寫。“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傅先生發(fā)凡起例，并邀請宋代文學專家祝尚書、張劍、辛更儒、程章燦、王兆鵬等分頭負責，全面鋪陳，取精用宏，最終包羅三百多位學者，亦分為五卷，展現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貢獻。此外，他還出任《全宋詩》第一主編，在唐宋文學研究領域統攝熔鑄，謀劃布局，成為學科的一名設計師。
四
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實踐中，傅先生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學術理念，即學術研究起碼要實用，還要體現時代特色，倡導綜合研究。
他認為，古典文學研究就像建筑工程一樣，可以分為基礎設施和上層結構兩個部分?；A設施包括基本資料的整理、工具書的編纂等。譬如他和許逸民、張忱石合編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還有他提議編纂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等，大約就是這樣比較實用的著作。他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重印后記中說：
每一種書，凡作家生平事跡的記述，作品的評論，作品本事的考證，版本流傳的著錄，文字、典故的詮釋，包括各種甚至互有爭議的意見，都盡可能加以輯集。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省卻研究者翻檢之勞；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為作家作品的研究提供系統的材料。這是一種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
這項工作看似容易，其實繁難。更何況，學術研究猶如積薪，必須后來居上。沒有扎實的基礎工作，何來居上？傅先生說，學術著作，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應該似一級一級的樓梯，要扎實，便于扶著向上，使人能“更上一層樓”，以便“欲窮千里目”，而絕不能是用花紙包扎的虛階，看起來頗能目迷五色，但一踏上，就會使人跌下，害人不淺。這就要求我們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站在學術前沿，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構筑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大廈。他在“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前言中寫道：“（出版這套叢書）將是古典文學研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們這一代學人對于本世紀學術的回顧和總結，對于21世紀學術的迎候和奉獻。”
五
傅先生每每有一種意趣，就是很想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唐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心理狀態(tài)、創(chuàng)作背景，進而探索唐代文學的歷史文化風貌。他與陶敏、李一飛、吳在慶、賈晉華合著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共二百多萬字，全方位地展現了唐代文學發(fā)展的整體風貌。他的《李德裕年譜》以及與周建國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箋》等，圍繞著“牛李黨爭”揭示出中晚唐政治走向以及文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研究，已遠遠超出一般譜錄和文集校訂的范疇，是可以當作一部“牛李黨爭”的專史來讀的。這些著作，不僅實用，而且有著強烈的史家意識。
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的關系，是傅先生長期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短拼婆e與文學》《唐翰林學士傳論》主要圍繞著兩個問題而展開：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jié)鎮(zhèn)內做幕府，二是唐代的翰林和翰林學士情況。在傅先生的引導下，戴偉華兄繼續(xù)探討，完成了《唐方鎮(zhèn)文職僚佐考》《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等，得到傅先生的高度贊賞，并為之作序延譽。
《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常常為人提及：
車過河西走廊，在晨曦中遠望嘉峪關的雄姿，一種深沉、博大的歷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朧地感覺到，我們偉大民族的根應該就在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磧，灼熱的陽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睜不開來。但就在一大片沙礫中間，竟生長著一株株直徑僅有幾厘米的小草，雖然矮小，卻頑強地生長著，經歷了大風、酷熱、嚴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這也許就是生命的奇跡，同時也象征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道路吧。
傅先生用詩一般的語言表達出對中國古老文化的眷戀與深情。他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還原一段歷史，還蘊含著更深沉的歷史思索和現實關懷；歷史和現實緊緊相聯，給人一種震撼的力量。
傅先生長期擔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的組織工作，主持制定了《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guī)劃和“八五”計劃》等文件，還組織完成了很多大型文獻整理項目和普及工作，如《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等，在學術出版界享有盛譽。
傅先生是寧波人，少小離家，鄉(xiāng)音未改，始終關心著家鄉(xiāng)的文化事業(yè)。就任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之后，他負責《寧波通史》《中國藏書通史》等史書的撰寫工作，主持王應麟著作集成的整理研究項目。
《四庫全書總目》評價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說：“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為弇陋。故能兼收并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傅先生追隨鄉(xiāng)賢，“學問既深，意氣自平”，隱然具有王應麟的風范。
六
傅先生《唐代詩人叢考》出版的時候，我正在南開大學中文系讀大三，盡管囊中羞澀，還是在第一時間購買了此書。當然，由于學識所限，我并不能完全讀懂，但可以讀出學術的厚重與學者的尊嚴，那是我向往的境界。
我到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工作不久，經周振甫先生介紹，專程到中華書局拜訪傅先生。我已記不得當時說了什么，只記得他和程毅中先生同一個辦公室，兩位副總編相對而坐，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80年代中期，清華大學籌備恢復文科，傅璇琮先生、羅宗強先生、曹道衡先生等都有意到清華工作。我盡管人微言輕，還是極力促成其事，向領導反復申明，如果三位先生能來工作，三駕馬車，清華中文系必將煥然一新。當時的領導似乎并不以為然，可能擔心外人介入過多，老清華人就沒有自主的地位。傅先生是老清華的學生，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被聘為兼職教授。這樣，我便有了較多的求教機會。
1986年，我從杭州大學古籍所畢業(yè)后，求學心切，還想繼續(xù)深造，聽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招收博士生，就通過傅先生介紹，專程到文學所拜訪了曹道衡、沈玉成兩位先生。2005年春，曹道衡先生在病榻前跟我說，他無意中翻到當年傅先生給他寫的推薦信，出院后會找來送我留作紀念。可惜，這個愿望沒有實現，曹先生就離開了。
七
2007年11月，我和首都師大的鄧小軍教授陪同傅先生去安徽師大參加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會議，從北京飛到南京，丁放兄在機場接待我們，驅車前往蕪湖?？斓疆斖繒r，我悄悄地跟丁放說，沒有去過采石磯，不知可否順路拜謁一下。我知道傅先生去過多次，叫老人家陪同，真有點不好意思。傅先生知道我的想法，沒有任何猶豫，又陪我走了一遭。
35年前，我讀白居易的《李白墓》詩，印象特別深刻，“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云?？蓱z荒壟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站在采石磯上，望著湍急的江水，歷史的滄桑感不禁涌上心頭，“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此前一個月，我到四川江油參觀李白故里，又到重慶萬縣尋訪古跡，那是李白出川的地方。一個月內，我走過李白的一生，實在是拜傅先生所賜。
在那次學術委員會的會議上，傅先生說自己年事已高，推薦我當詩學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叫我誠惶誠恐，不知所措。余恕誠、莫礪鋒、鐘振振、鄧小軍、胡傳志、丁放等先生給了我最充分的信任，我感念至今。
會后，余恕誠先生專門安排我們到涇縣水西寺、桃花古鎮(zhèn)等地參觀。這些地方，傅先生早有游歷，但他還是不辭辛苦，陪同我們前往。桃花潭就在桃花古鎮(zhèn)前，當年，李白在這里與汪倫話別，留下千古絕句：“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11月的江南，潮濕陰冷。傅先生送我們上船游弋桃花潭，在瑟瑟秋意中，頻頻向我們招手，構成一幅詩意的畫面。
那天夜里，傅先生只身一人坐火車到杭州開會。他還是那身簡樸的裝束：灰色的夾克衫，外面套著米黃色的風衣，手中拎著布袋子，在火車上顛簸四五個小時。本來，余恕誠老師早已安排學生陪同前往，但傅先生執(zhí)意不允，還是那股不服老的勁兒，不愿意麻煩別人。那一年，他已經74歲高齡。
2008年春，清華大學成立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傅先生擔任中心主任，他提名聘請我作兼職研究員。對我來講，這是至高的榮譽，畢竟我在清華大學工作了十個年頭。這份榮譽，我十分珍惜。
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成立大會很隆重，田余慶、馮其庸、徐蘋芳、李學勤、陳祖武等著名學者參會，并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也準備好發(fā)言稿，只是來客較多，沒有輪上我發(fā)言，但我依然感到榮耀。置身在這些著名學者中間，在傅先生仁慈的目光里，我獲得了一種精神能量，也仿佛接過一份責任。
八
據俞國林《士唯不可俗——對傅先生的點滴之憶》（《中華讀書報》2017年1月25日）記載，2012年年底，傅先生八十大壽臨近的時候，中華書局想為他舉辦一個祝壽會議。傅先生非常謙遜，對俞國林說，年長于他的幾位不請，同齡且身體欠佳者不請，領導不請。
這些年，我參加過不少為前輩學者舉行的祝壽活動，舊雨新知，群賢畢至，氣氛熱烈，其樂融融。傅先生常年服務于出版界，登堂入室的弟子雖有限，但學術界的朋友很多，稍微組織，來賓絕不會少。而事實是，12月4日的祝壽會，就來了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場面冷清，出乎意料。程毅中先生事先知道，堅持要來；其他幾位都是年輕的學者，包括蔣寅、劉寧、吳相洲、盧盛江等，我也忝列其中。會議由俞國林主持，徐俊總編講話。他特別介紹說，本來想隆重籌備紀念活動，但是傅先生約法三章，有那么多的“不請”，只能搞一個小型座談會。與會者都知道，傅先生向來不愿意打擾別人，這是他一貫的態(tài)度。
我即興發(fā)言表達了三點感念之情：一是傅先生在當代學術史上的意義，二是傅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貢獻，三是傅先生在學術組織方面的作用。國林兄的文章，還專門拈出我發(fā)言的第三個要點，他是這樣記錄的：
傅先生不只是一個學者，更是學術界的組織者和引導者，以敏銳的眼光，提攜后進，組織年輕學者參與活動、出版書籍，讓許多年輕學者脫穎而出，嘗到學術研究的“甜頭”，從此進入這個行當。對于年輕學者，這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生的事。
我現在依然持這樣的看法，一個年輕學者，能夠得到前輩的扶持，確實會影響其一生。從回憶文章中知道，與傅先生有過交往的學者，或多或少都曾有過叫他們難忘的經歷。就說寫序這件事，就叫人感念不忘。這些年，傅先生甘愿犧牲自己的時間，為學術同行的著作作序，所作序言竟多達一百多篇，編成《濡沫集》《書林清話》和《學林清話》等專書。傅先生在《唐詩論學論叢》后記中說：
近些年來，一些朋友在出版他們的著作之際，承蒙他們不棄，要我為他們的書寫序。本來，我是服膺于“人相忘于道術，魚相忘于江湖”這兩句話的，但在目前我們這樣的文化環(huán)境里，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覺得不但是義不容辭，而且也實在是一種相濡以沫。
傅先生在學術出版領域的一大功績，就是熱衷扶持青年學者，為他們的論著作序、寫書評。有些內容并不都是很熟悉的，傅先生就反復閱讀，深入思考，總能提出獨到的見解，聰明、博學、睿智。
九
傅先生手足變形，行走不便，寫字也不便。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樣夾著筆寫字，而是握著筆寫，看起來很吃力，但他走路不慢，寫字也很快。他一直把寫信當作最便捷的交流方式。他寫給朋友的信，如果匯集起來，一定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通常先打電話說明情況，然后還要正式寫信，確保落實。他的信或長或短，沒有任何客套，都是直接談問題，沒有尊長的架子，只有平等的交流。
這些年，我參加了不少傅先生策劃的選題，多與先生通信。2003年，傅先生和我討論《魏晉南北朝文學通論》撰寫過程中的一些細節(jié)問題，他寫道：
《魏晉南北朝文學通論》卷，今日大致通讀一遍，寫得很扎實，也富新意。從實際工作著眼，這方面不多談，現主要談一下意見。
一、“緒論”標為“轉型時期”，日前電話中也承告是因為隋唐五代的導論標為輝煌時期，故標為“轉型”。我想如僅以這兩個分卷來說，是可以的，但如照此體例，則宋、遼金元、明、清如何定位？之前的先秦兩漢，雖為一卷，但跨時較長，也很難標出什么時期。這涉及前后體例問題，請便中與蔣寅同志，以及宋代卷的劉揚忠同志面商一下，如何？又，本卷緒論雖標出“轉型”，但正文（即緒論）未闡釋轉型的內容，是否請補充一些。
二、隋唐五代卷于緒論后標為章，現魏晉南北朝卷標為編（上中下）。我曾與蔣寅同志通電話，贊同用編，編下分章，這對撰寫者的心理也較好，否則他只寫某一節(jié)，說起來也不好。此事也請與劉揚忠、蔣寅同志商議。
三、中編（即隋唐五代卷的第二章）標為“基本問題”，我近日給蔣寅同志信中也說及，認為“基本問題”與前面的“基本內容”并不分得很清，其本身概念也不太明確。就現所確定的內容安排來說，我建議將“基本問題”改為“社會文化背景”，似較醒目些，也容易引起注意。
四、魏晉南北朝卷的中編，我建議增加兩個內容，一是佛教與文學，二是北方社會環(huán)境與民族文化對文人與文學的影響（章名再擬）。鄙意這兩點在南北朝時期是應注意的，魯迅曾以佛、女來概括南朝風氣，曹道衡先生曾有幾篇文章談及北方情況。我想如可以，佛教方面似可請蔣述卓寫（文中已引及其著作），北方一章可請曹先生寫，文一、二萬字即可，當不難。南朝宮廷及女性生活，是否補寫，請酌，我沒有意見。
五、中編第二章標為“魏晉玄學與文學”，第三章標為“玄言詩與山水詩”，但正文中卻未標出“第三章”等字，文字直接與前一章相連，且也只有兩頁，內容較單薄，不知何故，請核。
六、這一編，你花了不少精力，好在你過去已有成果，故這次可以充分融入。不過我有一個想法，上編第一、二、三章，你和曹道衡先生合署，其他好幾章由你署名，同時，這一卷也由你主編，是否會太集中？因此我有一建議，上編前三章，你和曹先生是否可分署，如第一章、第三章署曹，第二章署你。至于以后稿酬，你們兩位可內部協議，不發(fā)生影響。這一點，我可能出于多事，不一定對，只是從外界觀感出發(fā)，談談個人的想法，最后仍由你定。此事，如必要，也可與蔣寅同志談談（不談也可）。
另有一頁（頁八），文意似不大清楚，隨函附上，或請補充幾句。
傅璇琮
2003.6.30
這一卷，是否仍送還，請示知。
傅先生考慮問題很深、很細，有的從總體框架上調整，有的從章節(jié)目錄上著眼，甚至還考慮到具體的署名，乃至稿費的分配等問題。
2007年，顧廷龍先生和傅璇琮先生主持《續(xù)修四庫全書》編纂工作，傅先生來信邀請我參與提要的撰寫工作。他寫道：
關于《續(xù)修四庫全書》提要撰寫事，前在電話中曾奉告，煩請撰寫漢魏六朝之總集部分。今寄上目錄二紙，我用紅筆劃出者，即請閣下撰寫的。這方面難度大，找不到人，故特邀請。上海古籍出版社要求于明年（2008）第二季度內寫就，每篇500-1000字即可。今又附寄凡例、樣稿，供參考。
有事我們可在電話中商議。
謹謝，并候
近祺。
傅璇琮
2007．10．17
傅先生的信和曹道衡先生的信，在形式上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講究禮數。譬如，抬頭稱對方總是頂格寫；信的正文，左側都是空一格，表示尊重對方。有時，說到自己常稱“弟”，且比別的字都要小，表示謙卑。在一些人看來，這些都是陳規(guī)舊矩，沒有實際意義，所以越來越不講究。在我看來，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讓我們感受到傳統文化的細膩和豐富。很可惜，很多優(yōu)秀的傳統文化成分，已經在悄無聲息中一點一滴地流逝了。
十
2015年夏天，我聽說傅先生患病，便在俞國林的陪同下，專程到他家中看望。平時，傅先生很少請人到家里做客。他家離他工作的中華書局僅有一步之遙，因此，他都是在單位接待來客。半年前，一次意外事故，傅先生摔了一跤?；丶乙院螅瑳]有及時處理，晚上發(fā)現膝蓋有血，把褲子都粘上了，但他還是不肯去醫(yī)院，就這樣糗在家里，肌肉越來越萎縮，病情越來越嚴重，以至于躺在床上動彈不得。
幸虧有俞國林兄的事先陳請，我第一次來到傅先生家。想象中，像傅先生這樣的大學者，家中一定是書架壁立，窗明幾凈，充滿書香氣息。而眼前的情形，叫人不敢相信。屋里到處堆放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凌亂不堪，幾乎無從落腳。傅先生的夫人徐敏霞女士也是中華書局的老編輯，也是一次意外事故，造成頸椎和脊椎傷殘，直不起腰。她與人說話，只能側面扭頭，異常艱難。傅先生更是無助，躺在床上，身邊缺少人手，那場景叫人酸楚。
我倆快步走到床邊，拉著傅先生的手，本想安慰他幾句，沒想到傅先生根本就不多提自己的病，話題還是有關學術著作的出版事宜。那天，他老人家的情緒不錯，告別時，還送給我們新出的著作。
沒有想到，2016年1月23日， 傅先生因病去世了。27日，我們到八寶山送別傅璇琮先生。來了很多人，告別大廳外門懸掛著中華書局送的挽幛：
為浙東學術嫡脈，貫通唐宋，邁越乾嘉，吏部文章高北斗；
是中華古籍功臣，領袖群英，提撕后進，神州風雪闇奎光。
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于傅先生的病逝表達慰問，各界人士數百人前來送行。應當說，傅璇琮先生也算是極盡哀榮了。
一代學人就這樣落幕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