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清明前夕，我與姐弟們合議到江西婺源去看油菜花。妻在檢點行裝。我忽然接到一電話：“張老師，我訂了后天的機票到南京，希望跟您聊聊天，陪您喝兩杯，可以嗎？”我一愣，忙說：“呀，不好意思，后天我們要外出，如你明天來還可以。要么，以后再說。”對方回應：“那我馬上改簽機票。”妻在一旁聽得清楚，問是哪一位朋友。我說小錢，廣西梧州一農(nóng)村的讀者。妻說：“你已80歲了，沒什么交情的小朋友，就找個理由謝絕了吧！”妻說得有道理，我因為血壓高住院剛出院，又不能喝酒。可轉(zhuǎn)念一想，人家買了我的好多本書，遠程來南京，想跟我聊聊天，簽個名，喝酒不過是個由頭，我怎么好意思說不呢。正猶豫時，小錢將改簽后的機票信息傳到我的手機上。我立馬回復：“明天見！”
我之所以沒聽從妻子的勸阻，是因為瞬間想到了40多年前自己貿(mào)然拜訪浩然的事。
坐落在河北省三河市文化中心的浩然文學紀念館。新華社記者魯鵬攝
那時我是一名鄉(xiāng)村中學教師，因一件作品入選全國科普美展，得緣公費進京觀摩。我在大北窯農(nóng)展館跑馬觀花瀏覽完美展后，摸到西長安街北京文聯(lián)去訪浩然。文聯(lián)接待的同志告訴我，浩然平時在家辦公。他見我遠道而來，便把浩然家的電話號碼給了我。
電話接通了，俟我通報姓名后，浩然興奮起來，問我現(xiàn)在在哪兒，進京干什么。我一一做了回答，他馬上囑我：“你馬上到我家里來。”浩然知道我對北京人生地不熟，便告訴我從西長安街如何坐車、換車到月壇北街。我正準備擱下電話，他突然問：“你穿什么衣服？”時在深秋，我告訴他我穿毛衣的。他笑著說，我倆還沒見過面，連照片也沒見過，認不得呀。我把我的長相和衣著特征告訴了他。浩然連說：“好，好。你到月壇公園站下車后別跑，我來接你。”
2001年12月18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北京代表團團長浩然在小組討論會上。新華社記者楊飛攝
北京秋天風沙大。我在月壇公園站剛下車，一陣風沙飛來，正在揉眼睛，不遠處有人問我：“是昌華同志吧？”正是浩然，他伸過手來：“歡迎，歡迎。”那時太窮，買塊燒餅還要糧票，我什么也沒帶。我好奇地打量了浩然一眼，只見他頭戴藍呢帽子，身穿粗黑呢子中山裝，外面披著件軍大衣，腳上是一雙老式圓口布鞋。握手時他大概覺得我手涼，說要把大衣讓我套上。我謝絕了。
浩然的家實在太普通了，兩室一廳，孩子們都住在家中。客廳兼作臥室，一張油漆剝落的木架床占了空間的一半，還有一個老式拉門半截柜、一張方桌、四把椅子。唯一的奢侈品是一部電話。浩然不抽煙，但為我備了包煙。大概看出我的驚異，浩然說房子太小，家里很亂，但文聯(lián)照顧他，在樓上另給了一個小套。說著，浩然把我引到樓上的書房。確切地說這是書房兼臥室，十分簡陋，醒目的是靠墻一排書柜。房間里還有一張硬板單人床，床前還不倫不類地戧著兩塊長木板。浩然說這是住校的兒子星期天回來與他搭通鋪用的。
1985年浩然（右）與作者在月壇北里合影
那次我進京共三天，在浩然家整整待了一天半。他說我是他的客人，但他不把我當客人，“碰到什么吃什么”。我很感動，慚愧地說：“真不好意思，我什么也沒帶，兩只肩膀扛著一張嘴來的。”他聽了直搖手。當他知道我在北京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后，馬上說：“昌華同志，別客氣，你在北京還需要什么，糧票啦，錢啦，我都方便。”我直說“不用，不用”。記得那天晚上吃的是玉米碴粥和攤餅，席間突然停電了。浩然老伴點了支蠟燭，放在我與浩然中間。浩然突然用筷子戳了戳蠟燭下方的地方：“燈下黑！”
盡管，我和浩然身份、資歷有云泥之別，年齡差得也大，又是初次見面，但我們談話很投機，話題很廣泛。
浩然問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當他知道我當過兵，又在中學教語文，也愛好文學時，說我有生活素材，一個勁地鼓勵我練習寫作。我說我也喜歡寫，但寫不好。浩然說，喜歡就好，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寫兒童。他又說你寫出來了，我可以幫你看，給你提意見，有好的作品也可以幫你推薦……
浩然的鼓勵，點燃了我心中的文學之火，就這樣他把我引上了文學之路。這以后，他不斷地為我改稿、提意見、推薦……1981年，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漸漸有了長進。我有點小小的成績后，浩然又來信告誡我“要戒驕戒躁”“要努力提高作品的質(zhì)量”。次年，為了對我進行更具體更有效的幫助，他把他的朋友、時在《鐘山》雜志當編輯的蔡玉洗同志介紹給我。后來我說我想“跳槽”，他說他支持。1984年，蔡玉洗出任江蘇人民出版社副總編，把我調(diào)到了出版社。當編輯后，我進京機會多了，拜訪浩然的機會也多了，他的月壇北街住所、通縣舊居和三河縣的“泥土巢”我都去過。
浩然在三河縣“泥土巢”
1985年，我第一次以編輯的身份向他組稿。那時他正處在休整期，他說沒有新作。稍后幾年，文學類圖書日益趨向低谷，我再向他組稿時，他更不肯了。他說他寫的都是農(nóng)村生活，不時髦，不賣錢，又沒有得意之作，不能胡亂塞給我。
現(xiàn)在想想，真的十分遺憾，浩然把我引上文學之路，我后半輩子當編輯，為那么多作者出了書，竟然沒有為他出過一本書。當然，非我不肯，是浩然太自尊太自愛了，太愛惜自己的羽毛了。
回想起來，我與浩然的相識偶然得很。那年，我得到一幅署名浩然的書作，將其裝裱掛在家里。友人說是假的。1978年，我在上海的《少年報》上讀到浩然的小說《七月的雨》，遂通過報社轉(zhuǎn)信，求證那幅字的真?zhèn)?。信發(fā)出不過半個月，我收到浩然的復信：“您得到的條幅是假的，我寫字的基本功極差，從來不敢獻丑……我深感不安，現(xiàn)寄上《艷陽天》一套，希望它能起點彌補作用……”這以后，才有前面敘述的故事。
浩然寄給作者的《艷陽天》
我們通信18年，浩然致我的信有26通之多。
1996年春節(jié)，我寫信向浩然賀年時，提出一個不情之請。我說我們是因為一幅假字相交，我極想得到他一幅手跡作紀念。
浩然復我一函：
昌華同志：記不得春節(jié)前何時收到你讓我寫字的信了。只是記著當即寫了封信，想等病好就完成任務，無奈兩次發(fā)病住院，空信封跟我走了幾個地方。
今日上午精神略好，給你和吳光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輯，浩然多部作品的責編。筆者注）同志各寫一條同樣的字。因為這是我想對你們二位說的話。
我住在一家賓館。5月15日左右回到泥土巢。一會有人去郵局，趕快讓他把字郵走，否則我又會羞于拿出手。
握手
浩然 九六年四月廿八日下午匆匆
孰料，這是浩然致我的最后一封信。
浩然給作者的最后一封信
2004年1月8日，我到北京同仁醫(yī)院去拜訪浩然。那是一間單人病房，條件不錯，有電視。我把帶上的花籃放在電視機旁，趨步走向他床前，只見他面部一橫一豎纏著兩根管子，大概是鼻飼和吸氧用的吧。他原本豐滿的面部消瘦了許多，瘦得下顎唇似乎裹不住牙齒了。子女要上班，老伴又病著，只好請護工照顧。
我向護工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專程從南京來探視的。護工在浩然胸口輕輕地拍了兩下，說：“老朋友來看你了，睜眼看看！”浩然仿佛聽見了，眼睛漸漸睜開，緩緩將頭向右側(cè)視。他看的不是我，是我送來的花籃。我馬上把花籃移到床頭柜上，把插有小簽條的一面朝著他，說：“浩然老師，我來看您了。”他的眼睛漸漸睜大，但沒有神采。他沒理我，而是盯著那張小簽條上的字。我怕他看不清，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寫道：“南京的張昌華來看您。”我又另寫一頁，將“張昌華”三個字寫得大大的。我把小本子送到他眼邊，希望能喚起他對我的記憶。他盯了一會，仍然沒有反應。一切徒然。大概累了，他又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此時的浩然已失憶，他在記憶的枯井中似乎再也撈不出什么了。不過，我看得真切，他的眼角是濕潤的。
“清新樂道，自然人生”，這幅題詞是浩然的自勉，也是他對我的希望。浩然的生命力是強盛的，自那以后，他在病床上又與病魔斗爭了4年……
浩然給作者的題詞
清明時節(jié)，懷念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