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青春是生命之泉的涌流，青年是文學發(fā)展的希望。江蘇作協(xié)歷來重視青年文學人才的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通過組織培訓、學歷教育、文學評獎、青年論壇等多種方式，幫助青年作家、批評家成長成才。2019年起，先后啟動兩輪“名師帶徒”計劃，推出“文學蘇軍新力量”“江蘇青年批評拔尖人才”等人才梯隊，進一步建強文學蘇軍方陣。省作協(xié)下屬四大期刊同樣把青年文學人才培養(yǎng)列入辦刊重點：《鐘山》舉辦全國青年作家筆會并聯(lián)合《揚子江文學評論》舉行揚子江青年文學季，設立面向全國青年作家的“《鐘山》之星”文學獎；《雨花》堅持做好“綻放”“雨催花發(fā)”欄目，承辦“雨花寫作營”；《揚子江詩刊》設置“新星座”“早知潮有汛”欄目，每年評選揚子江年度青年詩人獎，推出江蘇十佳青年詩人，舉辦長三角新青年詩會等青年詩歌活動；《揚子江文學評論》推介優(yōu)秀青年學者的批評文章，連續(xù)七年組織揚子江青年批評家論壇，2023年起，深入高校文學院舉辦學術(shù)工作坊……江蘇作協(xié)多措并舉，囊括新鮮“青年面孔”，凝聚青年文學力量，展現(xiàn)文學薪火相傳的獨特魅力，見證一代青年作家、學者的探索與創(chuàng)造。
近期，江蘇文學以全新欄目“文學新火”，與四大文學期刊聯(lián)袂推介具有創(chuàng)作實力的青年作家、批評家。本期與《揚子江文學評論》共同推出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南京大學“仲英青年學者”——葉子。
個人簡介
葉子，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負責人。南京大學匡亞明學院文科強化部文學學士，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訪問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訪問學者，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入選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南京大學“仲英青年學者”。著有《不確定的批評》（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另譯有安吉拉·卡特、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等人的作品。
研究及翻譯成果
獲獎情況
2015年
獲第九屆（2012-2014）“金陵文學獎”新人獎。
2019年
獲第七屆“南京市文學藝術(shù)獎”青年人才獎。
2017年
獲第六屆“紫金山文學獎”新人獎。
2021年
獲第七屆南京大學“青年教師人文科研原創(chuàng)提名獎”。
獲鄭鋼基金學業(yè)導師優(yōu)秀示范獎。
獲第十二屆江蘇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二等獎。
文章節(jié)選
手藝人閑話與鑰匙孔里的智慧
——從余華《巴黎評論》“作家訪談”說起（節(jié)選）
文 | 葉子
《巴黎評論》不久將出一期介紹中國文學的專號。何時問世，尚不得而知，因為主編人喬治·普林姆頓出外度假去了。
——董鼎山，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紐約[1]
最近，余華成為美國文學季刊《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作家訪談”（“Interviews”）欄目史上第一位中國籍受訪作家。訪談刊發(fā)于2023年冬季刊，收入“小說的藝術(shù)”（“The Art of Fiction”）系列261號，意味著余華是該系列第261位受訪者。[2]面對采訪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的提問，談及“講故事的開端”，余華主動回憶起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外國文學譯介刊物的復興：“我訂了兩本很好的刊物，北京的《世界文學》和上海的《外國文藝》，通過這兩本雜志，我發(fā)現(xiàn)了很多作家。”[3]訪談中，余華不忘念及“好刊物”對自己的影響。而《巴黎評論》就是這樣一本同樣具有世界視野的文學刊物，一本“作家們也讀的雜志”（The Magazine Writers Read）。
余華成為美國文學季刊《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作家訪談”（“Interviews”）欄目史上第一位中國籍受訪作家。
01
1953年春天，《巴黎評論》由一群美國大學生在巴黎左岸蒙帕納斯創(chuàng)刊。戰(zhàn)后的歐洲是“小雜志”的黃金時代，除了《巴黎評論》之外，新興文學刊物還有羅馬的《暗店》（Botteghe Oscure, 1948-1960），和同樣以巴黎為基地的《梅林》（Merlin, 1952-1954）。可以想見，對于當時的文藝青年，文學之都巴黎具有獨一無二的戰(zhàn)略意義，它是促進美國和歐洲之間文化交流的天然總部，又兼有老歐洲微妙復雜的歷史光澤。左岸不僅是存在主義者薩特和波伏瓦的左岸，也是上一代美國僑民菲茨杰拉德和塞爾達的文學社交場。即便巴黎的1950年代算不上最好的文學年代，年輕的美國僑民們依然追尋第一代文學移民的蹤影，探尋海明威和斯坦因們的足跡。但與“迷惘的一代”不同，戰(zhàn)后新生代認為祖國無往不勝，他們志得意滿，既是紈绔的“垮掉的一代”，也格外自在自由。蓋伊·特立斯曾生動地為這一小群年輕僑民描摹群像：
他們不是悲情青年，也不迷惘；大多家境富裕，畢業(yè)于哈佛或耶魯，但他們樂此不疲地假扮窮人，和討債者躲藏，大概因為這樣看起來有挑戰(zhàn)性，使他們有別于他們所鄙視的美國游客，又能與鄙視他們的法國人玩鬧。[4]
包括喬治·普林普頓（George Plimpton, 1927-2003），彼得·馬修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 1925-2006）在內(nèi)的幾位《巴黎評論》創(chuàng)始人，在路邊咖啡館和酒吧間，完成了大多數(shù)令人抓耳撓腮的編輯工作。這群人所到之處，必然煙霧迷漫，能在濃霧中伸手劃下自己的名字。按斯泰隆回憶，在某個士氣低落、爭吵不休的日子，普林普頓的兩瓶綠色苦艾酒，讓大家有了決定性的突破，大致確定了雜志到底要辦成什么樣。[5]創(chuàng)刊這一年的冬天，《等待戈多》在巴黎上演。來年春天，《巴黎評論》便節(jié)選刊登了《莫洛伊》，這是貝克特的小說創(chuàng)作第一次在英語世界登場。[6]
撥開懷舊的迷霧，并非所有同時代的“小雜志”，都有《巴黎評論》這樣的特權(quán)和好運。同樣刊登貝克特的先鋒評論季刊《梅林》，因經(jīng)費緊張，出版七期后即?？痆7]；《暗店》同時使用三種語言（意大利語、法語和英語），經(jīng)費充足，但也沒有逃脫短命的厄運。只有《巴黎評論》順水行舟，和戰(zhàn)后的消費熱潮同步發(fā)展，不僅成功站穩(wěn)腳跟，并且在“美國青年辦歐洲雜志”的傳統(tǒng)中，成為承上啟下、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栋屠柙u論》創(chuàng)刊二十六年前，美國人喬納斯夫婦（Maria and Eugène Jolas）在巴黎創(chuàng)辦實驗月刊《過渡》（Transition, 1927-1938），發(fā)表重要的“文字革命——巴黎小組宣言”，該刊成為最早刊登《芬尼根的守靈夜》的出版物[8]；而《巴黎評論》創(chuàng)刊二十六年后，在劍橋念書的美國博士生比爾·布福德（Bill Buford）以“新寫作”為最初主旨，復興了劍橋?？陡裉m塔》（Granta, 1979-），開創(chuàng)了另一本針對青年寫作，并同樣具有跨大西洋視野的文化刊物。從《過渡》到《巴黎評論》，再到《格蘭塔》，三代美國人在歐洲創(chuàng)辦“小雜志”的成功歷史，凸顯著某種特殊又一以貫之的親緣關(guān)系。
1956年，《巴黎評論》編輯部搬去紐約，熱鬧的文學沙龍也轉(zhuǎn)移到了主編普林普頓的河岸公寓。伴隨蔚然興起的性解放潮流，就在《巴黎評論》問世的同一年，《花花公子》（Playboy）在芝加哥創(chuàng)刊，全彩裸體的瑪麗蓮·夢露進入了公眾生活。同時，更為重要，更為漫長，也更為艱難的風暴正暗流涌動，爭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權(quán)運動，即將遍及全美。這場運動不僅僅是非裔美國人對于權(quán)利和自由的爭取，也是反主流文化的社會變革與思潮。對于初入文壇的寫作者來說，他們要求的是平等的寫作權(quán)利和公平的發(fā)表機會。
英文期刊的復興為戰(zhàn)后的新一代青年作者，為那些夢想成為作家或初學寫作的人，提供了寶貴的出路。斯泰隆在“創(chuàng)刊號”中，執(zhí)筆《給編輯的信》，表示這本名為“評論”的刊物，將反其道而行之，鼓勵原創(chuàng)，不刊登評論：
我想如果我們沒有斧頭要磨，沒有鼓要敲，那是因為在我們看來——至少在目前看來——斧已磨好，鼓已敲響。這種態(tài)度并不一定會使我們——就像一些“老男孩”稱我們?yōu)?ldquo;沉默的一代”或“惶恐的一代”——滿足于癱瘓、而不做抵抗地躺平。現(xiàn)在的問題與其說是抗議，不如說是等待；也許，如果一定要把我們歸類的話，我們可以被稱為“等待的一代”——感受、寫作、觀察、等待、等待、再等待的一群人。然后繼續(xù)寫作。我認為《巴黎評論》應該歡迎這些人的加入——優(yōu)秀的作家和優(yōu)秀的詩人，不敲鼓，也不磨斧的人。只要他們好。[9]
對于暫時只需要考慮夢想的年輕雜志人來說，“好”是預想中的唯一標準。作為一本炙手可熱的新刊物，《巴黎評論》確實成為還未嶄露頭角的作者們的合適展臺。這里有還未出版《在路上》的凱魯亞克，有尚未寫作《米格爾街》的V. S.奈保爾，也有過去曾被不斷退稿的菲利普·羅斯。[10]羅斯和普林普頓結(jié)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普利普頓去世后，羅斯在“祖克曼系列”最后一部小說《退場的鬼魂》中，插入了對老友生前的大段回憶。[11]小說中的1950年代末，年輕作家祖克曼闖蕩紐約文壇，結(jié)交“巴黎評論”圈的精英，見識了他原本以為只有在亨利·詹姆斯或伊迪絲·華頓小說中才有的名流社交場。祖克曼的經(jīng)歷顯然很大一部分是羅斯自己的經(jīng)歷，在普林普頓的派對里，他幾乎遇見了生活在紐約的所有作家。
普林普頓26歲即成為《巴黎評論》的主編，直到去世的五十年間，他從未離開過這一崗位。同城的《紐約客》雜志，不間斷地記錄下《巴黎評論》半個世紀以來聚會與沙龍的大小軼事：他們一年一次的刊物派對，坐哈德遜河的游船觀看絢爛的煙火表演；身穿“4200針手工絲線縫制”禮服的普林普頓，為英國奢侈品牌登喜路（Dunhill）拍攝的整版廣告[12]；安迪·沃霍爾如何在普林普頓的公寓墻上畫了一頭牛，這幅偶得的涂鴉又如何被不可思議地抹掉；來自北越的作家代表團，如何坐在普林普頓時髦而充滿裝置藝術(shù)的客廳里，一邊訴說苦難，一邊描繪自己寫作中來自美國文學巨人們（惠特曼、海明威、斯坦貝克）的影響[13]；還有那些試圖打入“巴黎評論”圈的天真而莽撞的年輕文學生，那些模仿“編輯按”不斷重擬的“撰稿人說明”。[14]
形形色色來自旁人的觀察和敘述，似乎都在強調(diào)《巴黎評論》松弛有趣的雜志個性。或許，圈內(nèi)人的毫不費勁、自由自在，在圈外人看來，已然是封閉的文藝勢力的體現(xiàn)?！栋屠柙u論》早已不再是路邊咖啡店里匆忙制作的小雜志。創(chuàng)刊初期，雜志的單本售價是75美分或200舊法郎（同時期大多數(shù)圖書的單價在三到五美金）。如今，雜志單本售價高達22美金或14.99英鎊，刊物中的首要廣告合作者是奢侈品牌愛馬仕。曾有新銳批評家向《衛(wèi)報》發(fā)牢騷，抱怨“文學現(xiàn)場”越來越階級固化，任人唯親：“誰也不敢說《巴黎評論》無聊透頂（Boring as Fuck），萬一《巴黎評論》正要給他們打電話呢。”[15]《衛(wèi)報》報道當天，《巴黎評論》編輯部即在官網(wǎng)公告如下：
在接下來的24小時內(nèi)，新訂閱者可以使用折扣代碼“無聊透頂”（“BORINGASFUCK”），在一年內(nèi)享受10%的折扣?，F(xiàn)在就訂閱，享受最精彩的無聊小說、無聊詩歌、無聊訪談和無聊藝術(shù)。[16]
當然，僅僅依靠前主編的傳奇人生、頑童般的雜志性格，或敏銳的營銷直覺，無法成就《巴黎評論》日積月累難以撼動的文學地位。今天，固然可以毫不猶豫地總結(jié)，是“作家訪談”成就了《巴黎評論》，它是刊物中最讓人期待的欄目，也是大名鼎鼎的金字招牌。但在1950年代初，選用對作者本人的訪談，取代傳統(tǒng)的作家作品論，完全可能是一招險棋。在此之前，同為“評論”季刊的嚴肅文學刊物，無論《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 1934-2003）、《肯庸評論》（The Kenyon Review, 1939-），還是《哈德遜評論》（The Hudson Review, 1948-），都一心專注批評或原創(chuàng)，從未想過要開設一個受眾更廣的“訪談欄目”。
1952年，普林普頓還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研究生，他大膽邀請國王學院的榮譽院士E. M.福斯特，作為創(chuàng)刊號中的第一位受訪作者。這一篇訪談，奠定了日后引言的基礎(chǔ)格式：介紹作家、采訪場景、采訪者、采訪時間，并幾乎總附有一頁作家的手稿（比如余華提供了《活著》的第一頁，謄寫在《煙雨樓》編輯部500字一頁的稿紙上）。有些作家的手稿中，有素描、插畫、地圖，甚至和寫作進程有關(guān)的日歷，更多作家提供的是有手寫修改痕跡的打印稿。引言格式之外，在與福斯特合作的過程中，編輯部摸索出“訪談”欄目更重要的方法和思路。首先，福斯特希望能夠提前對問題有所準備，方便他深思熟慮之后，有條不紊地回答。其次，訪談的主題關(guān)乎寫作事業(yè)與作品本身，而非作家的私生活。另外，即便訪問者無禮地將問題聚焦在福斯特未能完成的小說中，作家也要坦誠面對寫作中未解的難題和困惑。[17]訪談的篇幅并不冗長，卻為之后的系列提供了相當不錯的樣本。
(以上內(nèi)容為本文節(jié)選)
注釋
[1] 董鼎山：《〈黨派評論〉與〈巴黎評論〉》，《讀書》1982年第7期。
[2] 《巴黎評論》下設“訪談”欄目，每期大約一到三篇采訪稿，分屬不同的系列，截至2023年年末，“小說的藝術(shù)”（261篇）、“詩歌的藝術(shù)”（115篇）、“劇場的藝術(shù)”（19篇）、“非虛構(gòu)的藝術(shù)”（11篇）、“翻譯的藝術(shù)”（7篇）、“自傳的藝術(shù)”（7篇）、“編輯的藝術(shù)”（4篇）、“編劇的藝術(shù)”（4篇）、“出版的藝術(shù)”（3篇）、“散文的藝術(shù)”（3篇）、“漫畫的藝術(shù)”（3篇）、“批評的藝術(shù)”（3篇）、“幽默的藝術(shù)”（3篇），還有“報道的藝術(shù)”“日記的藝術(shù)”“回憶的藝術(shù)”“音樂劇的藝術(shù)”以及“紀錄片的藝術(shù)”等。
[3] Yu Hua, Michael Berry, “Interviews: The Art of Fiction, No. 261”, in The Paris Review, Winter 2023: 67.本文所引英文的漢語譯文，如未注明譯者，皆為筆者本人翻譯，不一一標注。
[4] Gay Talese, “Looking for Hemingway”, in Esquire, July 1, 1963.
[5] William Styron, “Introduction”, Best Short Stories from The Paris Review, New York: Dutton, 1959.
[6] Samuel Beckett, Patrick Bowles trans., “Fiction: Molloy”,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4.
[7] Craig Monk, “Transition and Merlin: Two Generations of American Little Magazines in Paris”,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Winter, 1996, Vol. 20, No. 2: 215-221.
[8] “Revolution of the Word: A Paris Group Manifesto”, in Transition, No. 16-17, June 1929.
[9] William Styron: “Letter to an Editor”,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3.
[10] Jack Kerouac, “Fiction: The Mexican Girl”, in The Paris Review, Winter 1955; Philip Roth, “Ficti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8; V. S. Naipaul, “Fiction: My Aunt Gold Teeth”, in The Paris Review, Summer 1958.
[11] Philip Roth, Exit Ghos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7.
[12] Ads, in The New Yorker, March 12, 1990.
[13] “War Memories”, in The New Yorker, August 2, 1993: 22.
[14] Elizabeth Macklin, “Contributor’s Note”, in The New Yorker, June 19, 1978: 31.
[15] See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may/09/jessa-crispin-bookslut-publishing-new-york-literature.
[16] See 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16/05/09/the-secrets-out-were-boringasfuck/.
[17] E. M. Forster, P. N. Furbank & F. J. H. Haskell, “Interviews: The Art of Fiction, No. 1”, in The Paris Review, Spring 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