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學瑰麗細膩、蘇北文學雄渾質樸、里下河文學則兼得雄秀，這是文學史里文學蘇軍構建的文學版圖。真正走進這些城市隱者、人生智者、社會觀察者的世界，或許你會有更多發(fā)現(xiàn)。揚子晚報與江蘇省作協(xié)聯(lián)合推出《文學蘇軍新觀察》為題的系列微紀錄片，以代表作為基石，對話江蘇作家群體，打開他們的“文學日常”。他們如何在傳承與創(chuàng)新之間，打撈歷史與沉浸現(xiàn)實，駕馭筆底波瀾，吐納世態(tài)人情，恰如繁星閃爍生生不息。第七期我們與蘇州大學講席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王堯發(fā)起對話。
身為學者的他，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筆耕不綴，文學研究與創(chuàng)作“雙開花”，不僅摘得魯迅文學獎獎項，還獲得了作家圈的認可和高度評價。近幾年，王堯有意放慢工作的腳步，試著去享受生活，但是首部長篇小說《民謠》一經出版，再次引起文學界的廣泛關注，身為作者的他則是自我調侃道：“因為《民謠》，腳步不僅沒慢，反而更加匆忙了。”
“沒有什么批評家的小說”
“王堯創(chuàng)作與批評研討會”在江蘇南京正式召開。身為主角的他在會議開始前半個多小時，便早早地入席而坐。等待開場的時間里，王堯忙個不停，連續(xù)不斷的熟人、朋友、讀者前來打招呼，他都一一回應。
這場研討會，從上午9點一直進行到下午5點半。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省作協(xié)主席畢飛宇在會議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他好奇：“首部長篇小說《民謠》出版以后，文學界會如何看待王堯新增的‘小說家’身份？”
王堯的身份較多：作為學者，他是蘇州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作為散文家，他在多種報刊發(fā)表專欄，以《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作為批評家，他直面文學創(chuàng)作的問題與現(xiàn)實，提出“新小說革命”，引發(fā)文學界的討論……
太多的標簽里，最為人熟悉的是“批評家”王堯，這也是最令他頭疼的一個帽子，以至于影響到了他對《民謠》的創(chuàng)作。
他自稱，《民謠》出現(xiàn)之前，自己其實是一個毫無小說寫作經驗的人，但腦子里充滿了關于小說的概念，“這與我所謂‘批評家’的身份有關，但我又覺得沒有什么‘批評家’的小說，我寫作的過程其實是不斷放棄許多概念和閱讀經驗的過程。”
南京大學教授丁帆與王堯相識于學生時代，見證了他來回跳躍于創(chuàng)作與批評之間的寫作歷程，他在研討會上講道：“《民謠》的爆發(fā)，背后隱藏著王堯從學生時代開始寫詩歌，后來介入散文最后過渡到小說的幾十年經歷，這個漸變過程是他做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雙向選擇，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這正是一位優(yōu)秀學者、作家的品質。”
遵從自己記憶的“民謠”
創(chuàng)作《民謠》，王堯準備了二十余年，連他自己都認為：“這幾乎是一次馬拉松式的寫作。”靈感萌發(fā)已久，過兩年寫幾段，遇到寫作“困境”，便停下來。
寫作的難點，一方面在于從散文到小說的“跨界”，另一方面他認為是因為始終沒做好準備，“小說的寫作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和故事中的人物產生感情，要沉下心來思考，但是我工作比較繁忙，很少留出專門的時間（沉入進去）寫東西。”直到2020年初，疫情居家隔離，他得以空出了大量的閑余時間，決定放下其它寫作，最終完成了自己的這幢“爛尾樓”。
故事采用回憶式書寫，利用蘇北水鄉(xiāng)少年王厚平的視角，追溯起1970年代發(fā)生在一個村莊身上的世事滄桑。
出生于1960年的王堯曾在后記中如此形容自己的這次創(chuàng)作：“如果說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與‘歷史’的聯(lián)系。我并不是在尋找自己，只是詢問與我相關的一段或幾段歷史的那一部分。”
很多讀者注意到，故事里的每段情節(jié)似乎能平淡到如同“你”“我”的日常，這是因為王堯在寫作時定位的就是當時村民的日常生活，他解釋說，里面的情節(jié)和細節(jié)原本都可以戲劇化，可他最終還是放棄了這樣的寫作，“因為我回憶自己小時候的場景，意識到村民們并沒有特別大的沖突，他們的掙扎、痛苦、矛盾就發(fā)生在日常生活中，許多東西并不是那么戲劇化。”
所以他選擇了遵從自己記憶中的事實，將個人記憶與歷史記憶相糅合，以親歷者、旁觀者、研究者的角度，與過去“對話”，既抒情又批判，在這一過程中追問和反思歷史。
很多讀者看完書后，以為故事中的少年就是王堯本人。但王堯否定道：“少年不是我，這部小說也不是我的自傳。我讀自己的初稿時，感覺那個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了。”
不是拿《民謠》來回答“新小說革命”
2020年10月，王堯在郁達夫文學獎的評審會議上，提出了“新小說革命”的觀點。由于長期做文學研究，很早之前，他便萌生了這方面的想法。他認為中國的小說創(chuàng)作應該在范式上“有一場革命性的變化”，以適應當代社會的發(fā)展腳步，尤其是描寫人性的文學，需要打破過去的傳統(tǒng)觀念，只有這樣，才能更精準地記錄下這一代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在這之后，首部長篇小說《民謠》發(fā)表，某種程度上，是否可以看作是他對這一命題的“實踐”回答？
聽到提問后，他笑了笑對記者說：“這句話我很難講是對和錯。”
他有條不紊地解釋道：“我提這個想法的時候，我的《民謠》已經完成，你要說它與我的主張沒有關系，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主張小說要實施變革，所以在《民謠》里的語言和形式確實有新的要素。但我不是拿《民謠》來回答如何進行小說革命的。”
王堯說，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部作品能直接定義新小說革命的標準，“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起通過理論傳播，來推動中國文學往前走。”
令他開心的是，評審會議后，他的提議意外地得到了大家的重視，“很多人在討論。”而這正是他提出“新小說革命”的出發(fā)點，“重要的是我們聚焦一個話題，一起來努力。”
文學需要理性的批評
談論王堯的文學研究，就不得不提他對汪曾祺作品的品讀。2018年，他憑借評論作品《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獲得魯迅文學獎。授獎詞寫道：王堯的文章“在重新打開汪曾祺的意義空間的同時，也為當代作家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鏡鑒。”
王堯與汪曾祺“結緣”已久。早期他關注中國散文史的發(fā)展，其中關注最多的散文作家就是汪曾祺。兩人同屬江蘇人，四舍五入，一代散文大師汪曾祺其實是當代所有文學蘇軍的老前輩。提及和這位老先生的緣分，王堯說：“他（汪曾祺）在和我另外一位朋友聊天時，還提到過我，說看到了我寫的研究他散文的文章。”
在文學研究與批評的道路上，王堯堅持的觀點是，做文學批評，未必和很多作家都熟悉，“但是通過閱讀文本，構成一個對話的關系，這也就是朋友了。”
他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不易保持理解和共情，特別是自己寫小說和散文以后，更能體會到其中的艱難。對待“批評”這兩個字，則是盡可能地讓自己回歸理性。他認為，文學批評是學理性的批評，不是人身攻擊，“講真話當然不是只講好話，但不是說只有講問題的話，才是真話和好話。”
除去寫作，他還有許多愛好，其中有一項成為他和其他作家溝通的橋梁——飲茶。起早的話，他可以坐在家里喝半個小時的茶，平時也會邀請文學圈的好友到家中品茶，“外行的朋友可能想象不到，我們這些人湊在一起，就是講文學，文學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想慢下來的腳步總是慢不下來
從2001年開始，王堯主持“小說家講壇”，邀請一批優(yōu)秀小說家到蘇州大學演講，讓學生和一些著名的小說家、作家有一個“在場對話”的機會，從而改變文學教育的方式。
他在蘇州大學授課多年，聽他講過課的學生，都感覺這個老師文采斐然、詼諧幽默。他對學生的意愿總是特別包容，當提問道“如今還會鼓勵中文系的學生去當一名作家嗎？”王堯立刻回答道：“當然會鼓勵，我會先尊重學生自己的職業(yè)選擇，但是去做其它專業(yè)也很好，可以把文學、人文的情懷滲透在其它工作里面。”
前段時間，網絡上曾興起過“文科無用論”的爭吵，王堯沒有注意這些，但是完全不贊同“文科無用”這一說法，在他看來，如果只關注科技應用與發(fā)展，沒有人去關注語言、思想的價值，任何事情都是蒼白的，“現(xiàn)代化，從來不是單一的科技化和無紙化，它當然也包括思想的現(xiàn)代化，包括人文的介入。”
網絡時代，書寫方式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可王堯還是喜歡在黑板上板書。他把寫字看作是理解世界、表達世界的一種方式。由字體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修養(yǎng)、心境、趣味。
飲茶、書法、寫作之外，王堯近兩年迷上了燒菜，只要有時間，一定要去菜市場逛上一圈。學會一道好菜，一定要燒給家人吃。
過去的二十年，為了追求心中的文學抱負，他的好多稿子都是通宵達旦寫出來的。前腳趕著后腳，幾乎沒給自己任何“喘息”的機會，也背負許多壓力。而現(xiàn)在他最想給生活“做減法”，“把不必要的東西刪除掉，放松下來，重新建立學業(yè)和生活。”
但是《民謠》發(fā)布以后，文學界對它的評論幾乎沒有停止，同時它也摘得了諸多文學獎項的桂冠。作品取得的成績以及文學界眾人的關注，讓王堯拼命壓抑下去的“文學責任感”再一次冒了出來。他自我打趣道：“因為《民謠》，腳步不僅沒慢，反而更加匆忙了。”
出品人：王文堅 畢飛宇
總策劃：汪興國 丁捷
編導：馮秋紅
劇本：孫慶云
統(tǒng)籌：周韞 楊恒國
攝像：吳偉龍
剪輯：王一萌 孫慶云
美編：肖甜
出品 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 揚子晚報
